后世思想史的背景：仪式、象征与数字化的世界秩序

绝地天通：“巫”、“史”、“祝”、“宗”与文明

我们在第三节里说到，西周时代对天地、对祖先的崇敬和礼拜，表现在他们的祭祀仪礼之中，似乎与殷商并没有太大的不同，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西周时代一切都与殷商时代一样，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没有什么变化，事实上，正像我前面所说的，西周时代最引人注目的，就是一切都在进一步合理化与秩序化过程中。

《国语·楚语》有一段话是常常被学者引用的，观射父对楚昭王（公元前515—489年在位）说，古代民神不杂乱，民众中生来就有神秘能力的人可以通神，男的叫觋，女的叫巫，他们中间懂得各种知识（如“山川之号、高祖之主、宗庙之事、昭穆之世、齐敬之勤、礼节之宜、威信之则、容貌之崇、忠信之质、禋絜之服”）的叫做“祝”，懂得各种仪式规范（如时令、牺牲、玉帛、采服、彝器、位置、次序、坛场、神名、姓氏）的叫做“宗”，渐渐地在这些文化人中形成了种种“各司其序”的官员，由他们负责降神，而民众就渐渐习惯于听从他们所传达的神的旨意，这样，神灵能够有灵验也能够有德行（神是以有明德），而民众则不再参与神灵世界，只是对神灵信任而且忠诚（民神异业，敬而不渎），于是，整个秩序非常安定[1]。

这一段话不免有理想与回忆的成分，不过，“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除了军事征伐的“权力”之外，殷商西周时代最大的权力就是祭祀通神的“文化”，祭祀仪式的秩序、规范和礼节就是当时最重要的“知识”，掌握这一知识的人应该是当时最重要的“思想者”，他们只是当时一小部分人，按照观射父的说法，他们是“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他们就是民众之中的精英，是垄断文化的“卡里斯玛”，因为祭祀通神即所谓的“礼”是当时思想世界的中心，它包容了那个时代人们思考、观察和信仰的几乎全部内容。正像徐炳昶《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里所说的，最早的时候，“民神杂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谁都可以通神降神，结果是人人都沉陷在迷醉之中失去理智，而且人人都不能建立起权威与秩序，这样，神也就没有意义。到了圣人出来，才“绝地天通”，就是斩断了“民”与“神”任意沟通的混乱，“把宗教的事业变成了限于少数人的事业，这也是一种进步的现象”[2]。

当然，把这一中国思想史上的巨变算在传说中的颛顼时代并不合适，这一现象真正的达成应该是在殷商西周，祭祀仪式的完备也应该是较晚的事情，最早的祭祀相信正如《礼记·礼运》所说的那样，“燔黍捭豚，汙尊而抔饮，蒉桴而土鼓，犹若可以致其敬于鬼神”[3]，直到“后圣”出来，才渐渐把这种凭直觉、想象与经验的通神方法变成了种种规矩繁复而严格的礼仪制度，所谓“玄酒在室，醴醆在户，粢醍在堂，澄酒在下，陈其牺牲，备其鼎俎，列其琴瑟，管磬钟鼓”，把礼品分出种种用途，把参与者分出种种等级，把祭祀场所安排出象征不同意味的方向和位置，“以正君臣，以笃父子，以睦兄弟，以齐上下，夫妇有所，是谓承天之祜”，其中就包含了对秩序的追求，对价值的肯认，对象征性的仪式与实质性的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所谓“后圣”，大概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周公”一流制礼作乐者[4]。

那么，现在我们要来讨论，在这套仪式背后蕴涵了一个什么样的思想世界？从这样一个思想背景向前延伸，中国思想史将可能呈现什么样的独特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