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建元元年冬十月，汉武帝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千石、诸侯相各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到朝廷受策问，董仲舒就在这次策问中分三次向汉武帝呈上了他的意见，确认天人合一与君权天授的原则，拟定阴阳刑德的思路，明确制度与教育的策略，寻找宇宙与历史的依据，并强调了思想文化的统一对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的必要——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68]

不过，思想的历史并不那么简单，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尽管确立了汉代儒学转变的思路，甚至奠定了中国两千年国家意识形态的基础，但在当时他个人并没有因此而飞黄腾达平步青云，登上意识形态指导者的席位，相反，他却仕途颇不顺利，先是被主父偃窃走了他关于阴阳灾异的文稿，打了小报告，差点被处死，继而被公孙弘嫉妒，把他安在胶西当一个诸侯的辅相，最后年老退休在家著述而终。但是，他的思路与范式的影响却是深刻地、逐渐地显现在汉代政治生活中，在一代又一代的解释与演绎中渐渐被接受，《汉书》一再指明他“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69]，“始推阴阳，为儒者宗”[70]，正表明他的这种思想史意义。

盐铁会议与石渠阁会议

表面上看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

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以后，儒学渐渐进入思想世界的中心，也逐步渗透了普通人的意识与生活。阴阳配性情，五行配五常，以天人相应为理论，凸显君主权威，并建立相应制度与法律的儒家也从此改变了先秦儒学象征主义与人本主义的性质与路向。在儒家成为汉代国家意识形态地位的过程中，西汉昭帝始元六年（前81年）“诏有司问郡国所举贤良文学民所疾苦，议罢盐铁榷酤”的所谓“盐铁会议”和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的所谓“石渠阁议”是两次重要的插曲[71]。盐铁会议中，强化中央集权与专制的官吏与强调皇权与民权的儒生围绕着教化与法治、重农与重商、尚德与尚力等理想主义与实用主义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辩论[72]，儒生即贤良方正得到昭帝的支持“罢郡国榷酤，关内铁官”，并停止了对匈奴的战争，儒家思想学说显示了它对君主专制进行制约的意味，道德与伦理作为制度、法律与策略不言自明的前提，儒家成功地把它的价值观念与意义准则提升到了绝对的高度，而这种以伦常为核心的思想，则使得制度、法律与策略具有了极富弹性的调节与整合能力，从而矫正了秦汉时代吏治与法制过分严酷造成的社会紧张局面；而石渠阁议中，公羊、谷梁学派大争论，使谷梁学者立于学官，充任博士，则表现了儒学充当了国家意识形态、君主兼有政治与精神领袖两重身份之后，出现了儒者不得不为其生存地位而纷争的局面。自从儒学成为官方承认的学问，并可以作为晋身之阶以后，表面上看来儒家是胜利了，但实际上却使它逐渐丧失了其独立的批评的自由，儒生成了皇权之下的官员，他们不能不受到皇权的制约与束缚，而为了那些利益，儒生从此也不能不采取实际而灵活的策略与态度。石渠阁议中，为了各自师承争立学官，就显示了政治权力已经取得了对思想权力的胜利。正是在这种政治权力与思想权力的相互作用中，儒学在逐渐变化。其中，相当重要的一点就是儒者自身的变化，“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润饰吏事”[73]，通过选官制度[74]，儒者成为官吏，其结果是将儒家思想学说中的价值观念与行为准则一方面由教育与管理传播到了平民，一方面由制度与文本渗透到了法律。前者从《汉书·儒林传》中引公孙弘关于“劝学兴礼，崇化厉贤，以风四方”，“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复其身”，“以治礼掌故以文学礼义为官，迁留滞”的建议开始，到所谓循吏在汉宣帝时“生有荣号，死见奉祀”，受到格外重用[75]，实际上是把儒家思想学说世俗化道德化，并作为一种荣誉与象征，向社会垂范，儒生成了整顿风俗与生活的教官；后者则从汉初“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76]，到张汤缘经术饰吏事，“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平亭疑法”[77]，则渐渐把儒家思想作为制定律令与裁决刑事的原则和教条，把空谈道理的儒生变成了实际施政的法制主义者，正如《后汉书》卷四十八《霍谞传》所说，“《春秋》之义，原情定过，赦事诛意，……此仲尼所以垂王法，汉世所宜遵前修也”[78]，所谓“原情”，是依据儒家根据人情所定的道德标准，所谓“诛意”，不一定是刑罚，但更重要的是精神制约，于是儒学成了刑法的内在中心，儒生成了政府管理的官员，儒学正在一步步地取得国家意识形态的地位[79]。

光武帝、明帝与章帝时代的思想史

但是，我们依然要强调，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正如有的学者的研究所证明的，汉武帝的政策只是“进一步提高了孔子的地位”，但不意味着国家对儒学的崇奉已成定局[80]，汉宣帝“所用多文法吏，以刑名绳下”，他所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王、霸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说明儒家学说中已经初现端倪的仪式形态意味还没有被充分认识，被认识到的还主要是在今天所谓“文化、社会的范畴……所以无形重于有形，民间过于朝廷，风俗多于制度”[81]，对孔子崇拜的仪式还是由孔子后代履行的，皇帝与官吏偶尔也谒拜，但不意味着孔子学说已经成了“国教”，直至东汉光武帝、明帝、章帝，也就是说从董仲舒以后差不多经过了两百年时间，儒家思想学说的性质与路向才真正完成了根本性的变化。据《后汉书·儒林传》记载，汉光武帝重建刘氏天下，“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采求阙文，补缀漏逸”[82]，于是汇集了四方儒者，立五经博士十四家于学官，并建立太学，按儒家典籍的规矩，“笾豆干戚之容，备之于列，服方领习矩步者，委它乎其中”；而汉明帝更按照儒家的礼仪制度“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驾，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通过儒家所崇奉的仪式与象征来取得嗣位的合法性与权威性，并且自己登场，召集儒生来讨论儒家经典的意蕴，甚至以“通《孝经》章句”作为入仕者最起码的教育水平与文化标准[83]。于是，到了汉章帝的建初年间（78年），便有了以政府名义汇集学者，以政治权力为儒家之学归纳一个不容置疑的纲目的白虎观会议：

于是下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议奏》。[84]

《白虎通》对宇宙秩序、人间秩序的简约化数字化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