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首先，宇宙时空的话题在这一背景中逐渐被哲理化。宇宙空间是有一个中心的，这个时空中心被看成是神秘的“道”，它是“一”，也是“太极”，它拥有其他一切现象世界中各种事物都不具备的绝对性和终极性，《庄子·齐物论》说它是——

彼是莫得其偶，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以应无穷[15]。

“枢”是轴，一切都环绕着中心轴在运转，枢轴无偶，以不变应万变，而一切变动，又均从此出，这正是《老子》十一章“三十辐共一毂，当其无，有车之用”的意思，有学者引用爱利德（Eliade）关于古代宗教仪式里的中心象征说指出“最显著的神圣地带，是绝对的存在物的地带”，并说这一中心象征说“在很多方面与中国传统的历史学家的思想互相吻合”[16]。的确如此，《文子·上德》曾经解释老子的说法，称“毂虚而中立。三十辐各尽其力，使一辐独入众辐皆弃，何近远之能至？”“天行不已，终而复始，故能长久，轮复其所转，故能致远”，在《道原》中又解释“道”说，“立于中央，神与化游，以抚四方，是故能天运地□，轮转而无废”，车轮、车毂、车辅的隐喻是从天象而来的，在这里对于“中心”的玄想显然被推广了，他甚至想象“气”在生成宇宙时也是如此居于中心的，其他凡是重要的也是在中心的，《上德》中解释老子另一句名言时就说，“万物负阴而抱阳，沖气以为和，和居中央，是以木实生于心，草实生于荚，卵胎生于中央”[17]。而据说是儒家经典的《中庸》也同样同意这种对中心的说法，“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致中和，天地位矣，万物育矣”[18]，就是在论及社会政治时，《孟子·尽心上》也说要“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19]，仿佛只有在天地之中，才有了不言而喻的合理性。这正如《鹖冠子·泰鸿》所说，“中央者，太一之位，而神仰制焉”，天地中心被想象成绝对的“道”、终极的“极”和无上的“一”，一切都由此而来，天地包容一切，而天地的中心却是一切的依据，这一中心虽然本来来自对天象地理的体验与观测，但在推理和想象中，已经被提升到了极抽象和哲理的高度。

宇宙时间也是有一个起点的，《老子》所谓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只是一个想象的简单陈述，但是，相当多的古代中国人都似乎相信，宇宙间纷纭的万事万物是从一到多、从简到繁而滋生起来的，尽管宇宙间纷纭复杂，但它们似乎都有一个共同的起点，《鹖冠子·能天》说，“孰不从一出，至一易？”，这“一”既是空间的中心，也是时间的起点，它置身于存在的“有”之外，是一个无法具体指认的“无”，又是一切“有”的本原，“天得之以高，地得之以藏，维斗得以成其威，日月得以恒其光，五常得之以常其位，列星得之以端其行……”[20]，它是“多”中之“一”，是“万物”之“本”，是“万事”之“始”，但它始终在时空之外，隐隐地呈现在遥远的起点，又呈现在遥远的终点——

圣人观其玄虚，用其周行，强字之曰“道”[21]。

以“人”的本原为例，用《庄子·天地》的说法，“泰初有‘无’，无‘有’无‘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谓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无间，谓之‘命’，留动而生物，物成生理，谓之‘形’；形体保神，各有仪则，谓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于初，同乃虚，虚乃大。”[22]一切都是由此而生，又复归于此。

“道”、“一”或“太一”的绝对性和终极性被确认

当这种“道”、“一”或“太一”的绝对性和终极性被确认，人们就反过来把它当成一个确定的、不言而喻的经验的基础或理性的依据，把过去实测到的、经验到的、感悟到的时空现象放置在这个“道”的下面，认定那种和谐完美的自然秩序就是“道”的无言自化，于是星辰运转与四时推移，日月升坠与阴阳变化，四面八方与天象安排，乃至社会秩序和人间道德，都是不可言说的“道”的显现，是天经地义的自然法则，是冥冥中神意的安排。这种看法几乎成了战国中期以来的共识，比如《易传》，无论它是儒者还是道者的作品[23]，都无可怀疑地受到这套宇宙观念的影响，《系辞上》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在天地间体验到了宇宙演化是“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过程，这个过程证明了“一阴一阳之谓道”[24]；又如《文子·九守》也把宇宙演化过程视为“道”的展开过程，“天地未形，窈窈冥冥，浑而为一，寂然清澄，重浊为地，精微为天，离而为四时，分而为阴阳”，这个“一”，按照《黄帝书》的说法就是“道其本也”，从“一”向“多”的变化，就是宇宙的演化，《经法》里说：“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这里的“一”就是包孕无限可能性的“道”，“不失其常，天之一也”，“三”是“日信出信入，南北有极”的“度”，“月信生信死，进退有常”的“数”，以及“列星有数，而不失其常”的“信”，而“二”则是“壹晦壹明”的阴阳变化，这种宇宙秩序就是“天之道”[25]，《鹖冠子·泰录第十一》，则干脆把“道”比喻为一个有人格的神祇，“彼天地动作于胸中，然后事成于外，万物出入焉，然后生物无害，闿阖四时，引移阴阳，怨没澄物，天下以为自然”，在《庄子·知北游》中也说，“四时有明法”，“万物有成理”，“阴阳四时运行，各得其序”，这“序”本来是人们对观察思索结果的理智归纳，但在战国思想家那里却被认定为“道”所显现的法则。作为思索的基础和依据，“道”的概念被广泛地使用，一方面很自然地沿着阴阳五行的思路，延伸到对天、地、人的结构性分析中，成为中国古代宇宙思想的重要背景，一方面也被作为人之本性与人际伦理的合理性依据，投射到关于社会秩序的论争中，成为古代中国社会思想的重要背景[26]。

宇宙结构理论的系统化：大九州的空间与五行循环的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