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宇宙秩序：作为观念及其在殷周仪式中的体现

据说，孔子在一次回答言偃的话里说，“夫礼，必本于天，殽于地，列于鬼神，达于丧祭射御冠昏朝聘”[5]，《礼记·礼器》中又说，“是故昔先王之制礼也，因其财物而致其义焉尔。故作大事必顺天时（注：大事，祭祀也，《春秋传》曰：启蛰而郊，龙现而雩，始杀而尝，闭蛰而烝），为朝夕，必放于日月（注：日出东方，月生西方），为高必因丘陵（注：谓冬至祭天于圜丘之上），为下必因川泽（注：谓夏至祭地于方泽之中）”[6]，这两段话提醒我们注意，作为秩序象征的礼仪，实际上有一个很广阔很深厚的背景在支持它，作为它不言自明的依据，这一背景就是古人对宇宙的理解，《诗经》所谓“明明上天，照临下土”、“明明在下，赫赫在上”[7]，宇宙是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意义和价值的来源。

作为空间的宇宙，在商周时期的人们看来规范而有序

作为空间的宇宙，在商周时期的人们看来，是规范而有序的，天与地相对[8]，而天与地则又都是由对称和谐的中央与四方构成，中央的地位高于四方，四方要环绕中央。四方各有星象，四方又与四季相连，四季又各有物候，殷商时代的人把四方之神叫做“析”、“因”、“彝”、“伏”，据说就是根据四季的物候，暗含了“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意思[9]，作《诗·小雅·大东》的西周人在仰天长叹时，就先说天汉，次说织女、牵牛，然后分四方说到“东有启明，西有长庚”，“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10]，对天象已经很熟悉而天象也已经很秩序化了，只要看看《尧典》的记载就可以知道古人对天象与物宜的观察已经逐渐秩序化为一种理性认识的结构，比如天道左旋，星辰定位，年复一年，一年分四季，四季配四方，春与东，夏与南，秋与西，冬与北，不止是北斗斗柄的指向，也是人对头顶天空的理性划分；同样，地分五服，甸、侯、宾、要、荒，一圈又一圈地向外推衍，由中央为中心，四方也是环绕中央，或分五方，东西南北中，或分九州，中州之外有八方，这当然是想象中的国土规划或天下安排，但它却真实地反映了殷周时代人们思想世界中的理想空间秩序，《禹贡》中的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绥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五百里的设想，其实就是人们脑海中对“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的天下的秩序化[11]。

正是因为天地有如此秩序，所以处理人间问题的仪式中也表现出对应的秩序。“天子祭天地”[12]，祭天地有圜丘、方丘、明堂，都以形制象征天地四方，又说天子“祭四方”[13]，祭四方在四郊，也要按照春夏秋冬与之相配的季节按时祭祀，就连天子进出的仪仗也要仿效天象，“前朱乌而后玄武，左青龙而右白虎，招摇在上，急缮其怒”，就像天象一样“进退有度，左右有局，各司其局”[14]。在天子会见诸侯时，也要仿效天地作宫室，“方三百步，四门坛十有二寻，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设六色，东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黄，设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东方圭……天子乘龙，载大旆，象日月……礼日于南门外，礼月与四渎于北门外，礼山川丘陵于西门外，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沉，祭地瘗”[15]，这样，天子就与宇宙天地一样，拥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与权威性。《何尊》铭文中透露的一个消息就是，武王伐纣后，曾上告于天，问周王朝是否应该在“中国”建都，因为“中国”在天地四方中央，是统御四方的中心，正如《逸周书·作雒》所记载的，他们是担心“周室不延”，所以才“作大邑成周于土中”，“俾中天下”，古代中国人很早就相信，占据了“中心”就控制了“八方”。就好像北极在天之中，天上一切日月星辰都环绕它运行，仿佛被“璇玑玉衡”所指挥一样[16]。

仪式中也表现出对应的秩序

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给殷周人提供的一个价值本原

作为“空间”的宇宙，在殷周人心目中投射了一个根深蒂固的深层意识，即以中央为核心，众星拱北辰，四方环中国的“天地差序格局”。这种宇宙结构给他们提供的一个价值的本原，就是这种“差序格局”是天然合理的，因为它是宇宙天地的秩序；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观念的样式，就是一切天然形成的事物包括社会组织与人类自身，都是与宇宙天地同构的，因为它们来自宇宙天地；也给他们提供了一个行为的依据，就是人类应该按照这种宇宙、社会、人类的一体同构来理解、分析、判断以及处理现象世界，因为现象世界中，拥有同一来源、同一结构、同一特性的不同事物是有神秘感应关系的。这样，在当时人的思想世界中，就以对天、地、人的体验与想象，形成了一个整齐不乱的秩序[17]，在这一秩序中，古代中国确立了自己的价值的本原、观念的样式和行为的依据[18]。

仪式：作为秩序的象征性表现及其合理性来源

秩序首先表现为一套仪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