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孔、墨、老：对语言的不同态度与立场

“辞之辑矣，民之协矣。辞之绎矣，民之莫矣”[2]，古人是相信语言的力量的，至少在巫祝史宗把握了文化权力的时代里，语言是有一种神秘功能的。正如我们在前面所说的，巫祝史宗的时代，“象征”往往可以等同于“事实”本身，通过“象征”的调整与确认，人们相信，事实世界也就得到了调整与确认，这一传统到了孔子的时代——孔子的“正名”思想中就有早期巫祝史宗通过“象征”来调整世界的意味——只不过多种多样的“象征”在孔子及其后人那里渐渐单一化成了“语言”，因为在所有的“象征”中，“语言”是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言以知物”的意思就是说[3]，每一个文字、语词都是一个象征，它靠音、形来譬况并引起人的联想，它不仅仅是单名也往往是同类事物、现象的共名，它把它所譬况的事物或现象在人的思维中强制性地归纳起来，确认它们，当人们一说出或写出它来，其他人就可以联想到所有这一类事物或现象，不论它们是否真的在场，而这些字、词、句有了一个清晰的秩序时，它就起了清理世界秩序的作用。

对于语言的态度，春秋以来的思想家并不一致。坚信语言可以说明世界的是孔子及其后人，他们关心的中心是社会，他们恪守着传统的语言系统，希望社会秩序稳定在原有的语言系统上。所以他们固执地认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样的“名”和“实”的关系是天经地义的，是天然合理的，这种“名”确认的是一个合理的“实”的世界，任何“实”的变化都不应改变“名”的秩序。据说，春秋时代的邓析曾经“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不遵循传统的“名”而另行其是，很多追随他的人也抛开习惯的思路，“学讼者不可胜数”，于是导致了郑国的秩序大乱[4]，那么，孔子所谓的“正名”就是希望通过对“名”（语言）与“实”（世界）关系的调节来整顿社会秩序，维持旧时代的“名分”与新时期的“等级”的一致性。在他们的心目中，尽管“名”与“实”并不一致，但是“名”对于“实”的规定性和调节性是必须肯定的，“名”有永恒而稳定的意义，尽管时间流逝，世事转换，但“名”决不可变异。他们希望以这种“名”维持传统的秩序的稳定和延续，而改变了的世界应当去将就这种秩序，换句话说，他们维护的是旧的语言系统对世界的规范和确认，而拒绝为世界的改变而改变旧的语言系统，所以孔子有一句老话叫做“唯器与名不可以假人”，“器”是象征等级身份和秩序的车服，“名”是证明等级身份和秩序的爵号，传说，有人为卫侯立下大功，请求“曲悬繁缨以朝”，得到允许，孔子就极为感慨说，可以给他土地，但不可以把名称与象征随便给人，这是君主才能掌握的东西，“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礼，礼以行义，义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节也，若以假人，与人政也”[5]。“名”对于孔子一流思想家来说，尽管它只是语言系统，但它却象征着亘古不变的神圣秩序，尽管它常常与现实不合，但它却是调节和安置秩序的基本框架[6]。

墨子一系与孔子一系关于“名”的看法不同，墨子所依据的不是既定的秩序和旧有的传统，而是特别重视实际，常常倚重现有经验以确定知识，所以他认为“名”并不具备永恒的意义，而是要由实际内容来判断。《墨子》中曾经举过一个例子说，一个瞎子认定“钜者白也，黔者黑也”，但是他并不知道什么是黑什么是白，他们之所以说黑白，其实并不是根据“名”来的，而是根据经验[7]，所以，语言并不是亘古不变的永恒，而是应当根据历史事实效应来调整它，这叫做“言必有三表”。“三表”有“本之者”，有“原之者”，有“用之者”，首先考察“古者圣王之事”，得到历史依据，其次体察“百姓耳目之变”，获得人间支持，再次验证于刑政，看看它是否真的能够实现“国家百姓人民之利”，以求实用证明[8]。在“名”与“实”的关系上，墨子显然偏向于经验主义，语言在他看来是一个后起的东西，并没有绝对的意味，语言有效与否的根本依据在于经验。

但是，老子对于语言的态度似乎更加激烈。他基本上是不相信语言的，因为他的关注处在于超越经验与语言的“道”，而不在于具体的事物与现象，语言无法说明、描述这种玄之又玄的“道”，能说明的“物”又总在变动流迁。于是，他认定“名”是没有永恒性也没有绝对性的，一切语言反而能够壅塞人的智慧的感悟能力。“信不足焉，有不信焉”[9]，老子承认，语言在万物起源时就已经产生，三十二章中说，“始制有名，名亦既有”，但他又告诫人们，一定要懂得语言的限度，语言不是永恒的，因为一方面万物变动不居，一方面“道无常名”，还有语言不可说明和表达的，故而对语言始终要有一份疑问，对经验也要有一份警惕，“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其出弥远，其知弥少”[10]。于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11]，“信言不美，美言不信”[12]，语言并没有调节宇宙秩序的意义，只能妨碍人们体验终极的天道。如果说，孔子坚持语言的调节性，墨子坚持经验的可信性，那么，老子可能坚持的只是直觉的超验性，他对语言和经验都表示怀疑[13]。

接下来让我们看战国中期的情况。

前面我们说到的，只是早期思想家对于语言与世界的态度。态度多出自一种感受与一种需要，并不见得对语言有特别的研究，因为他们不是把语言看成是重铸或调节世界的“模范”，看成是把握经验世界的“工具”，就是把语言看成是体验终极与神秘的“障碍”，社会秩序、经验知识和宇宙天道才是他们关注的焦点，而语言本身的问题却在焦点之外模糊一片。因为对于单纯的名辩，至少儒、道一直是很反感的，前者是因为纯粹的语言思辨不能整顿社会秩序，后者是由于语言的缠绕不能体悟玄幽之道。但是，是否一种语言的思辨没有使用和功利就没有意义了呢？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并非如此，语言是思想的运算符号，人们借助它来了解世界，体验存在，那么，它的各种词语、句法和陈述样式中潜含的论理，就直接影响到思想的水准。但是，尽管中国古代几乎所有思想家都在使用语言，却只有一直在考虑“名”、“实”关系的墨子后学以及一直在以“名”、“辩”技术为探究对象的惠施、公孙龙等，才真正地把语言的思辨或论辩技术提升为一门形而上的学术[14]。

近年上海博物馆收购的一批属于战国中期的楚简中，有一部分被整理者题为《物先》或《天道》，据说，其中曾经讨论了现象世界与语言世界的关系，特别讨论了“或”（不确定性的存在）、“又（有，确定性的存在）”、“生（生命的存在）”以及“音”（语音）、“言”（语句）、“名”（语词）、“事”（事物）之间的相关性，还提出了“音非音，无胃（谓）音，言非言，无胃（谓）言，名非名，无胃（谓）名”的名辩思路，可惜的是，竹简释文还没有公布，不能在这里讨论，不过，至少它的出土，证明当时的思想世界中，“语言”与“世界”的问题已经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了。

语言世界与现象世界的分离：辩者惠施与公孙龙的“合同异”、“离坚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