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当我写完这部书的时候，我一点儿也没有轻松的感觉，只觉得疲惫，一种仿佛要将丹田之气都耗尽了似的疲惫。翻开日记，发现从1994年11月开始动笔，几乎用去了三年的时间，就是从1996年7月开始自己在电脑中边录入边修改时算起，也已经一年多了。可是，这还不包括准备资料和构想思路的时间，如果从开始有写思想史的念头算起，那就更长了，在我个人从事学术研究的经历中，好像还没有为写一部书用过这么长时间，花过这么大精力。

其实，在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庞大的计划，也没有那么明确的写法。现在来回忆写作这部书的历史，大概，间接的原因只是在思想史的阅读中对《思想史》的不满意，这使我萌生了自己写一本思想史的念头。记得有一次在日本京都访问，我的《道教与中国文化》的日文本监译者坂出祥伸教授曾经开玩笑地提到，等他退休之后，要写一本《漫画中国思想史》，这本来是对日本“漫画”体大流行的一个玩笑，也许说者无意，但是听者有心，当时我心里一动，若有所思了半晌才回过神来，也许那个时候，我已经有了写一部中国思想史的潜意识了。

不过，更直接促使我动手写作的原因是上课。1995年起，我需要为清华大学中文系本科生开一门有关思想史的课，我这个人没有过目不忘的能力，也没有出口成章的本领，上每一门课都要把讲稿写得很细，甚至连一些改变节奏、引起注意的内容都要在讲稿中注上标记，每一次讲又要重新修改，反来复去，就使得讲稿仿佛明清坊间流行的连批带评的三色套印本。可能我有些敝帚自珍吧，讲稿既然写了，就总不想浪费，于是常常是开一门新课就尽可能写一份讲稿，写一份讲稿就尽可能写成一本书，为此，我就不能有拿着一张卡片甚至空手上讲台的潇洒，我总是把讲课这件事搞得很累很累，《中国经典十种》是这样写出来的，《中国宗教与文学论集》是这么写出来的，而这部《中国思想史》一开始也是这么写起来的。

但是，真正写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而且这一次我越写就离讲稿越远，最后竟然成了这么一部根本不像讲稿却像专业论著的东西，细心的读者也可以看到这部书的前后稍稍有些差异，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变化，这种写作形式的变化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对思想史究竟有什么样的思路？这些，我已经写在《导论》里了，这里只想补充说几句题外的话。这些年来，我总和朋友说，“年纪越大，胆子越小”，这不是调侃，也不是自嘲。在接近知天命的岁月里，确实想好好地写一部自己还看得过去的书，因此，对这部思想史就格外用心，这种用心读者可以从《导论》中看出，也可以从注释中看出。也许，过于艰涩的《导论》中包含了我对思想史写作的看法，不太规整的章节设计则体现我对思想史连续性的一些思路，而相对比较繁琐的注释则在表明，我希望自己的这部书也能够成为以后写作者继续阐释思想史时用的一个索引，详细注明的版本和页码可以省却阅读者翻检图书的麻烦，虽然由于写作时间的漫长，在注明这些出处时我没能坚持做到统一格式，但繁琐的引证也许可以提醒人们再去发掘新的线索。

其实，我很同意爱利亚德（Mircea Eliade）在《世界宗教史》中的作法，把引述的各种文献不计篇幅地抄录在注释中，又把自己依据的文献一一作分析式的提要，附在全书之后。但是，我知道这个工程太浩大了，《思想史》的写作，过去常常是一种集体的事情，现在以我个人的力量来写，已经有些折肱以举鼎似的力不从心，再有各种非分之想，只是在自寻烦恼，所以我只是把注释尽可能地作得详细一些，说实在话，现在这个样子，我已经是差不多精疲力尽了。

按照惯例，在这里我要对在我写作过程中参与意见和给我启发的人们致以谢忱。本来，我曾经是很同意钱锺书先生所说的，感谢的辞句仿佛飞去来器，说出去没有用，最后终究转回来，所以我在各种书上都不曾写过这些话。不过，近来我渐渐感到，这种象征毕竟是一种态度，那些心中的谢意不如此则无从表达，所以在这里我写下我的这些心底之言。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朋友们，九十年代以来学术界的变化是我关于思想史的一些新的思路的来源，在这几年中出现的种种话题，如“重写历史”、“人文精神”、“学术与思想”、“后学”等等，话题表层的内容和背后的内涵都使我们这些身历其境的人重新思考，而很多朋友对这些学术和思想问题都有相当深的研究，这些思考和研究虽然与思想史并不一定有直接的关系，但往往会有意外的启迪。特别应该提到的是，在九十年代初以来，我们曾有一个小小的讨论组合，几年里，这些不同专业的朋友组成的讨论，常常能给我以思想与学术上的砥砺和帮助，参加讨论的朋友尽管不属于一个学科，但常为一个学术话题争论，每个人的态度都是那么认真。他们中间有李零、王守常、陈来、阎步克、陈平原、刘东、梁治平、钱文忠以及后来陆续参加进来的何怀宏、黄平、汪晖等等。当然，在这以外的学界朋友，也常常是我学术研究思路的启发者，如北京的冯统一、雷颐、荣新江、王邦维，四川的罗志田，上海的赵昌平、骆玉明，台北的王汎森，香港的黄子平，日本的平田昌司、渡边浩、黑住真等等，很可能在不知不觉中，他们的智慧和想法，就已经融入了我的写作之中。

我还应该感谢的是若干年长的，在师友之间的先生们，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李学勤教授，复旦大学的朱维铮教授、章培恒教授，北京大学的钱理群教授，日本京都大学的兴膳宏教授，我在与他们的交往中，常常得到一些意外的教益和启迪，知识与思想的砥砺并不一定在课堂上或书斋里，有时候那些漫不经心的交谈和随心所欲的闲聊也能益人心智。同时，我也要感谢很多年轻的教师与学生，如清华大学的程钢、刘国忠、黄振萍，以及听过我的课的研究生和大学生们，他们或者帮助我翻译，或者帮助我借书，或者帮助我复印，或者和我进行讨论，使我省却了很多时间，也使我接受了很多来自年轻人的信息。

写作这部思想史的几年，我在清华大学供职，这是我半生以来最稳定和最平静的几年，清华大学不仅给了我工作与生活上的支持，而且，这个拥有相当深厚人文历史传统的学校一直在给我以精神与思想的启迪，尽管已经时过境迁，但是静静地矗立松阴的王国维碑、依然旧貌的清华学堂和至今收藏了许多文科图书的图书馆，甚至是数十年前就已经存在的树木和荷塘，总是能让我感受到一种学术传统的魅力。特别是那些藏在图书馆中的旧书，不仅给我丰富的资料，而且那些蒙尘已久的藏书，也让我领略到先辈的精神与学识，我应当感谢这个学校。同时，在写作这部思想史的几年，我还得到很多学术杂志的编者的支持，比如《学人》、《东方》、《中国史研究》、《二十一世纪》、《上海文化》等等，他们提供给我发表研究结果的机会，特别应该感谢的是《读书》杂志，这些年来，我关于思想史的很多片断想法，都是陆陆续续在这份在当代中国拥有最广泛影响和最多读者的文化评论杂志上发表的，而在本书出版之前，《读书》还慷慨地用很大的篇幅，连续几期发表了我这部书的《导论：思想史的写法》。

当然还应该提到复旦大学出版社。大约是三年前，当我的朋友贺圣遂知道我写《中国思想史》的时候，立即和我相约，当时，他正在担任出版社的副社长，他的热情和忠厚是有口皆碑的，此外是高若海总编辑，作为长者，他的热情的劝说和诚恳的承诺，也使我很感动，所以当他们提出要我把书稿交给复旦大学出版社的时候，我几乎没有理由拒绝。而这几年来，他们耐心的等待和不断的鼓励，更使我只能竭尽全力来写作这部《中国思想史》第一卷，而且也包括以后要写的部分，为此，我感谢他们对于这部书出版所花费的精力。

最后，我真的要衷心地谢谢戴燕。这些年来，她一直是我的第一个读者和批评者，除了生活上的照顾之外，她还要替我借书，给我提各种建议，作为同是一个专业毕业的同学，她对我的思路的理解和支持，是无可替代的。这几年中，我曾经写过好些书，都没有对她表示过我的感谢，虽然，她常常对这种惯常的形式并不在意，可是，在这部迄今为止我花费了最多心血的书的后面，我要把包括过去，也包括以后的谢意和敬意写下来。

1997年11月4日于香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