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续）

四世纪中叶到五世纪上半叶的佛教

公元四世纪中叶以后，相当多的佛教僧侣活跃在南北各地，使得佛教思想渐渐进入中国思想世界的主流，佛教思辨渐渐成为中国知识阶层思想兴趣的中心。从这个时代到五世纪上半叶这近百年间，其中最值得注意的，首先是公元四世纪中叶活跃在襄阳与长安的道安（312—385）和在江南的支遁（约313—366）。如果说，道安的意义主要是在重新整理与翻译佛教典籍，改变各家各依旧籍以至于佛理分歧建立的状况，并且在佛教内部传授了相当多的杰出弟子，形成当时最庞大的僧团，那么，支遁的意义则在于将佛教般若学的深奥道理与玄学思辨的最高成就融汇，并在佛教徒之外，影响了相当多的文人士大夫，使得中国思想世界以佛学接续并超越玄学。许理和曾经据《世说》与《高僧传》的资料统计，仅文献有记载的，与支遁有交往的著名上层文化人就有三十五人，除了一般交往的谢安、王羲之等外，这里对佛教有相当兴趣的就有郗超（336—377）、殷浩（？—356）、孙绰（约300—380）、王洽（323—358）、许询（生卒年不详）等等[1]。而到了四世纪后半叶到五世纪初，则需要注意的是南方的慧远和北方的鸠摩罗什，道安的学生慧远（334—416年）以庐山为中心，在江南的朝廷与知识阶层广泛地结交朋友，一方面捍卫着佛教的超越性，一方面加速着佛教的俗世化，以神不灭、三世说、出世论以及念佛三昧的方法，把佛教推向了中国的思想世界，而来自异域的鸠摩罗什（344—413），则以他众多的佛经翻译，准确而流畅地把更加精深和博大的佛教学说介绍给了中国知识阶层。再以后，当鸠摩罗什的学生竺道生（？—434）、僧肇（384—414）、道融（生卒年不详）、僧叡（生卒年不详）活跃在中国上流社会，并真正地给知识阶层阐扬与解释来自大乘佛教的思想的时候，已经是公元五世纪的上半叶，这时的中国思想世界对于佛教的理解，已经远非四世纪中叶可比了。

四世纪中叶社会上的佛教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