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征服中国？

佛教的渗透：融合与冲突

从公元五世纪到七世纪这两三百年间的思想史，往往被看作是儒、道、佛三种思潮纷争角立与彼此融合的历史过程，在这种互相渗透、交锋与砥砺中，中国思想世界这三大思潮各自确立了自己的思想畛域，也逐渐接纳了异端的思想成分。“三教合流”虽然是一个后起的名词，但是用在当时却也可以指示思想的取向。有时候，思想史的著述会用一些象征性的人物以及有着高度概括性的言论来表达这些思想的取向，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写法，所以，这里我也用这种方式来说明那个时代的思想时尚。可以用来举例的，比如张融和陶弘景的“临终遗令”：

三千买棺，无制新衾。左手执《孝经》、《老子》，右手执《小品》、《法华经》。[1]

左肘录铃，右肘药铃，佩符络左腋下……通以大袈裟覆衾蒙首足，明器有车马，道人道士并在门中，道人左，道士右。[2]

如果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也算是一种规律的话，那么这两个人的临终遗令，倒都在某种程度上表达了当时知识界前卫人士的新取向[3]。

从五世纪到七世纪，“谈空空于释部，核玄玄于道流”的人越来越多[4]，把佛教的道理与道家的玄言放在一道作为谈资，渐渐成了当时的习惯，“静处断谷，饵术及胡麻”同时又“精信佛氏，衣粗布衣，礼佛长斋”的人也实在不少[5]，似乎一些士人已经把佛教与道教的信仰与方法也烩在了一起不分彼此，甚至连儒者讲的思想与道理，在他们那里也可以融会贯通地一古脑儿接受下来，《陈书·儒林传》中记载，历事梁陈的儒者张讥善讲《易》、《老》、《庄》，当然是当时流行的三玄，而“吴郡陆元朗、朱孟博，一乘寺沙门法才，法云寺沙门慧休，至真观道士姚绥，皆传其业”[6]，这“其乐也融融”的三家共一门的奇特景观，就折射着那个时代的某些士人中融合儒释道的思想取向。

不过，思想与文化的融合并不都是那么简单与平和的，外来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进入中国，也许在最初的时段和最表面层次并不直接引起对抗，但是，由于这些外来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刺激，在不断地磨合中，渐渐本土一些潜在的思想为确定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会被逐渐激发出来，并在与外来的知识、思想与信仰的冲突中逐渐凸显自身的内涵与界限，这似乎是思想史的一种经常的理路，佛教传入中国后的文化的情况就是如此，过去一些潜在的观念在佛教的刺激下，从日用而不知的当然变成了需要论证的问题，从而进入了思想的视野，比如，在宗教势力侵蚀下世俗权力的合理地位的问题、在新的宗教信仰中传统道德的价值和意义的问题、在日益强大的周边影响下中国文明的永久性问题等等。我大体同意许理和在《佛教征服中国》一书第五章中对四至五世纪初反佛教思潮的归纳方式，他把当时由于佛教进入中国而引起的上层社会的“反僧侣主义”分为“由经济政治问题引起的批评”、“从实际利益角度进行的批评”、“由文化优越感而引起的批评”以及“关于道德的批评”四个方面，并把《弘明集》、《广弘明集》等等记载当时各种讨论的文献与资料分别排列在四个标题之下，确实很简捷明了[7]。不过，在思想史的范围内，我想把佛教传入中国后引起的冲突归纳为更为简单的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是，在古代中国文明的特殊环境中：

在不断磨合中，本土潜在的思想为确定自身的价值与意义会被逐渐激发出来

三个问题

宗教团体是否能够与世俗国家利益共处并拥有独立存在的可能？宗教信仰是否可以优先于社会的伦理信条和道德规范拥有绝对的地位？宗教理想是否可以消泯民族文化的特殊性而拥有普遍的意义？

沙门不敬王者：宗教团体是否能够与世俗国家利益共处并拥有独立存在的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