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博学的风气与思想取径的拓宽

从西汉到东汉最终定型的意识形态是一个十分庞大的体系，董仲舒当年批评的“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的现象已经消失[16]，庞大的体系笼罩与涵盖了一切，它给生存在其中的人们一个印象，即一切都臻于完美，人们只要在它那一套架构中调节自己的生活，补充自己的知识，完善自己的心灵，就一切圆满。于是在过分自足而完整的意识形态笼罩下，思想往往无从发展，而思想者也往往容易在充满了现成答案的思想世界中自甘沉默。所以，尽管在官学中“游学渐盛，至三万余生”，但“章句渐疏，而多以浮华相尚，儒者之风益衰矣”[17]。

不过，这却刺激了另一种以博闻强记为特征的知识主义风气。在一个思想没有变为资源与动力的时代，人们很容易把自己的思路引向拓宽见闻，在知识的陌生处寻找过去未曾涉足的领域，在更深更广处获取知识开掘的惊喜与乐趣，特别是在经典成为人们必须阅读的唯一文本时，借助经典注释而表示才华与见闻的方式就更加盛行，在诠释中，刺激了历史知识、文字知识、草木鸟兽鱼虫知识的增长，也凸显了知识的意义。于是，一方面是“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华”，使思想浮泛为文辞，“文吏则去法律而学诋訾，锐锥刀之锋，断刑辟之重”，把思想转化为实用手段，另一方面却在民间形成了一种推崇知识尤其是推崇历史知识、文字知识与博物知识的风气，并随着这一风气的传续形成了“古学”与“通儒”的传统，《后汉书》记载：

（桓谭）博学多通，遍习五经，皆训诂大义，不为章句，能文章，尤好古学。[18]

（郑）兴好古学，尤明《左氏》、《周官》，长于历数，自杜林、桓谭、卫宏之属，莫不斟酌焉……（子郑众），精力于学，明三统历，作《春秋难记条训》，兼通《易》、《诗》。[19]

（杜）林从（张）竦受学，博洽多闻，时称通儒。[20]

（贾）逵……弱冠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以《大夏侯尚书》教授，虽为古学，兼通五家《谷梁》之说……学者宗之，后世称为通儒。[21]

（王充）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22]

（马融）才高博洽。为世通儒，教养诸生，常有千数。[23]

“通儒”与“古学”

“通儒”这一名称的出现，表明人们对于为了实用目的专治一经的局限性的认识[24]，而“古学”这一名称被重视，则不仅说明几部来历古老的经典地位的提升，还象征着解释这些古老经典的历史知识也凸显了它在知识谱系中的优先意味[25]，而“博学”这个词用在褒扬人的才智上，则意味着社会对知识兴趣的增长，没有渊博知识的人似乎很难令人钦服而成为精神方面的领袖[26]，于是，这就形成了当时社会上“耻一物之不知”的知识主义风气[27]。

本来在古代中国就有这种被后世称为“道问学”的传统，孔子曾经说，“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28]，这段话后来在《荀子》和《大戴礼记》中引作“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学”[29]，而《礼记·儒行》更把“博学而不穷”作为儒者的标准之一[30]。在东汉，这种风气再一次被激发起来，《颜氏家训》卷三《勉学》中曾经谈到汉代以“一经宏圣人之道”，而后人“空守章句，但诵师言”，所以“士大夫子弟皆以博涉为贵，不肯专儒”，其实，这一风气恐怕在东汉已经初露端倪。像荀淑“博学而不好章句，多为俗儒所非”，梁鸿“博览无不通，而不为章句”，法真“好学而无常家，博通内外图典”[31]，都不是拘泥于一经的腐儒，而东汉最有代表性的学者王充也曾在《论衡·自纪》中说自己少时“所读文书，亦日博多”，成年以后更是“淫读古文，甘闻异言”[32]，张衡则非常明白地说，“君子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夥，而耻智之不博”[33]，另一位王符则在其《潜夫论》的一开头就以《赞学》为题，一口气列举十一位圣人尊师重学的事迹，证明“明智之所求者学问也”，他说：“士欲宣其义，必先读其书”，而依据就是孔子关于思不如学的话[34]。在这样的风气中，不仅官方之外的私学发展起来，而且出现了一批博通五经、富于历史知识的著作，如许慎的《五经异义》和《说文解字》，试图通过文字的整理，梳通经典的意义，甚至清理现象世界的一切知识，班固的《两都赋》对于复杂的历史地理，则以富赡的语言表达同样复杂的知识，张衡的《灵宪》与其制作的浑天仪与候风地动仪，则表现了深邃的天文历算等等有关宇宙的知识，王充的《论衡》则论及人文与自然的种种现象，他的批评几乎涉及了当时有关性命，有关鬼神，有关灾异，有关典籍，有关人伦的所有知识，据说有人曾经批评王充的书是“兼箱累袠，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但葛洪却反驳说，“王生学博才大，又安省乎”[35]，即使是治公羊学的何休，也是旁及三坟五典、阴阳算术、河洛谶纬等各种学问。建光元年也就是公元121年，许慎的儿子许沖上书进其父所作《说文》时，特别提出来的就是许慎“博问通人，考之于（贾）逵”，又特别强调的就是许慎此书的博大，“六艺群书之诂，皆训其意，而天地、鬼神、山川、草木、鸟兽、䖵蟲、杂物、奇怪、王制、礼仪、世间人事，莫不毕载”。[36]

从思想史的角度来看，东汉这种知识主义的风气引出了很直接的思想变化，即使是非的评价标准由信仰转向理性，“古学”在注释经典的形式中强调的不是神秘体验也不是任意想象，不是对圣贤哲理的敬虔心情也不是对微言大义的钩玄索隐，而是历史、事物以及语言文字的确定性知识，是对经典的学术性诠解。正因为如此，从扬雄、尹敏、郑兴、桓谭、王充、孔僖都一致地批评或蔑视谶纬之学。在他们这里，经验与知识、逻辑与理智被放置在了评价一切的尺度或标准的位置上，王充曾经举例说，孔子见怪兽而知其为狌狌，是因为他听到过《昭人之歌》，太史公知道张良长得像妇人，是因为他见过宣室中张良的画像[37]，所以“不学不成，不问不知”[38]，博学多识成了当时一种倍受推崇的品格，贾逵与马融先后成为知识界的领袖，正是这一知识风气的象征，而融会古今、博通六经的郑玄的出现，则是这一知识风气的结果[39]，而这种博学多识的风气，无形中拓开了思想的范围，也拓宽了思想的资源[40]。

从群体自觉到个体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