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在过去尤其是五十年代以后的思想史研究中，对谶纬基本上是用政治的背景、近代的科学加上西洋的哲学思路来批评的，如侯外庐《中国思想通史》第二卷在谈到白虎观会议时曾说，白虎奏议使“谶纬国教化”，使皇帝与上帝的关系固定化，显然是以政治史的立场来评价思想史问题，225页。而任继愈《中国哲学史》在论及谶纬时也认为它是“封建神学与庸俗经学的混合物”，并批评它“宣扬宗教迷信”是“十分浅薄荒诞”的，尽管谶纬中有“古史资料，古地理材料，还有一些天文、乐律、医学史料，但纬书的主要内容和基本趋向是宣传反科学的宗教迷信”，第二册，95—98页，人民出版社，1966。近年出版的钟肇鹏《谶纬说略》也认为谶纬是“一个包罗万象的神学体系”，“整个思想体系是神学唯心主义的”，尽管“内容庞博繁富，里面也包含着一些科学知识”，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日本的一些思想史研究者也大体如此，不过他们的立场往往是经典主义的，例如武内义雄，参见氏著《中国思想史》173页，岩波书店，1957。所以，日本学者安居香山指出，武内义雄把谶纬看成是齐学一流儒学与阴阳五行结合的末流，是堕落的迷信，实际上是过分强调儒家经典的立场，把思想强分为主流与异端了，凡是不在主流的思想统统都被当成异端，这种方式是不可取的。《中国の神秘思想》，3—6页，平河出版社，1988。

[2]《谶纬溯源》，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1本，317页，1947。

[3]《秦汉间之所谓符应略论·序言》，载《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16本，1948。

[4]同上书，56页。

[5]本田成之：《支那经学史论》，177页，弘文堂书房，1926；中译本，孙俍工译，题作《中国经学史》，中华书局，1935；江侠庵译本，题作《经学史论》，商务印书馆，1934。

[6]参看安居香山：《纬书の成立とその展开》，333页，国书刊行会，1979。

[7]周予同《纬书与经今古文学》第一节《纬书的界说》认为，“纬书发源于古代的阴阳家，起于嬴秦，出于西汉哀平，而大兴于东汉”，见《周予同经学史论著选集》，47页、4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但是陈槃曾经指出，纬书应当在秦汉之际就产生了，据李学勤的研究，像《周易乾凿度》就产生于秦汉之际，见李学勤《易纬乾凿度的几点研究》，载《清华汉学研究》第一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这与通常所说的纬书出于（西汉）哀、平之际的说法不同，我基本同意纬书产生较早的说法，并把纬书之学看成是一个在较长的时期内由数术之学逐渐发展起来的东西。

[8]《纬书集成》，37页、52页，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94。以下所引纬书资料大多出自此本，不再一一注出版本，仅简注《集成》及页数。

[9]同上引书，《集成》，106页。

[10]同上引书，《集成》，124页，又，349页。

[11]又，可以参见《淮南子·道应》、《史记》卷三十八《宋微子世家》、《左传》昭公十年、十七年。《左传》文公十四年记载，“有星孛入于北斗，内史叔服曰：不出七年，宋齐之君皆将死乱。”汉代依然沿用这些说法，如董仲舒、刘向、京房均有彗星入北斗象征乱象的言论，而纬书即承袭这些理论，如《春秋感精符》、《春秋汉含孳》，见《开元占经》卷九十引，中国书店影印本，659页，1989。

[12]《古微书》卷三十三，《集成》，359页。

[13]《古微书》卷十四，《集成》，232页。

[14]如《周礼·春官·保章氏》“以五云之物弁吉凶”，《十三经注疏》，819页；《国语·楚语上》记伍举对楚灵王语“台不过望氛祥”，54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左传》昭公二十年记梓慎望氛断定宋有乱事，《十三经注疏》，2090页；《墨子·迎敌祠》，《墨子闲诂》卷十五，528页以下，中华书局，1986。

[15]《诗经·大雅·灵台》郑玄笺：“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十三经注疏》，524页。

[16]马世长：《敦煌县博物馆藏星图、占云气书残卷——敦博第58号卷子研究之三》，载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中华书局，1983。又，可以参见坂出祥伸：《望气术のさまざま》，载《中国古代の占法——技术と咒术の周边》，研文出版，东京，1991。

[17]《纬书集成》，102页、284页。

[18]可以参见《道法会元》卷十四所载的物验术，《正统道藏》正一部，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影印本，28册，1988。

[19]当然，天文与地理的知识与实用性的生活技术相关，如与天文地理相关的气象经验，《春秋佐助期》中所记载的“古语”和《春秋汉含孳》所记载的测风雨就是例子，前者说“月丽于毕，雨滂沱，月丽于箕，风沙扬”，后者所说“穴藏之蚁先知雨，阴曀未集，鱼已唫喁，巢居之鸟先知风，树木未摇，禽已羽翰”，就是根据经验而观察天上的星象与地下的物候所得来的气象知识。见《古微书》卷十二，《集成》，218页、219页。按：相同的话也见于《淮南子》卷二十《泰族》，《淮南鸿烈集解》663页。又如与祈禳趋避相关的仪式方法，《春秋汉含孳》中记载的“雩祭祷辞”和“请雨祝”，前者是“万国今大旱，野无生稼，寡人当死，百姓何谤，不敢烦民请命，愿抚百姓，以身塞无状”，显然设计的是天子祈雨时的话语，后者是“昊天生五谷以养人，今五谷病旱恐不成，敬进清酒搏脯，再拜请雨，雨幸大澍”，则设计的是平民祈雨时的祝辞。《古微书》卷十二，《集成》，219页。

[20]《集成》，129页。

[21]《集成》，94页、139页。

[22]《集成》，103页。

[23]《古微书》卷十五、卷二十七，《集成》，237—238页、318页。王梦鸥《阴阳五行家与星历及占筮》曾经说，“阴阳家就是气象学者”，《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43本，台北，1971。

[24]《古微书》卷七，《集成》，185页、186页。这种说法当然不只是纬书的专利，在《史记·天官书》、《淮南子·天文》、《淮南子·地形》中都有，但它在纬书中的普遍存在，说明它在当时至少是一种公众的知识。

[25]《古微书》卷二十三、卷二十七，《集成》，289页、320页。

[26]《古微书》卷二十二、卷二十三，《集成》，288页、294页。又，《古微书》卷三十四《河图玉版》也记载有古越俗祭防风神事，《集成》，368页。

[27]贺昌群曾经指出：“古代对世界地理之知识，可分为两个系统，一为以想象构成者……二为……取材于曾经身历其地者之耳闻目见。”纬书中的地理知识亦如此。见于《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之演进》，载《贺昌群史学论著选》，29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

[28]《礼记·月令》“乃命大史，守典奉法”句下孔疏。《十三经注疏》，1356页。

[29]“序二十八宿，步五星日月，以纪吉凶之象，圣王所以参政也”。

[30]“序四时之位，正分至之节，会日月五星之辰，以考寒暑杀生之实……又以探知五星日月之会，凶厄之患，吉隆之喜，其术皆出焉，此圣人知命之术也”。

[31]“五行之序乱，五星之变作，皆出于律历之数而分为一者也，其法亦起五德终始，推其极则无不至”。

[32]关于这一点，可参见本编第二三节的论述。

[33]其中如孟喜、焦延寿、京房的易学即所谓“象数之学”就是“候阴阳灾变书”，见《汉书》卷八十八《儒林传》，3599页、3601页。

[34]《汉书》卷七十四，3139页。

[35]《汉书》卷七十五，3175页。

[36]《古微书》卷二十四注引，《集成》，300页。

[37]《古微书》卷八、卷十二，《集成》，191页、218页。

[38]《汉书》卷七十八，3273页。

[39]《汉书》卷八十一，3335—3337页。

[40]《汉书》卷八十四，3421—3424页。

[41]《汉书》卷七十四，3147页。

[42]《汉书》卷八十五《杜邺传》，3476页。

[43]以上均分别见于《汉书》各人本传。

[44]当然，这与汉代的君主迷信这些东西有关，《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传》说，“汉自武帝颇好方术，天下怀协道艺之士，莫不负策抵掌，顺风而届焉”，并说，这种风气一直到东汉，“习为内学、尚奇文、贵异数，不乏于时矣”，2705页。但是，从另一角度说，这也是汉代儒者的自觉提倡，从汉代历史文献来看，汉儒的这一策略还是有效的，所以汉代君主对日蚀、地震、水旱之类的现象格外重视，这也是纬书在当时的社会作用之一，这方面的情况可以参看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汉重日食》、《汉诏多惧词》，25页，世界书局，1939。又可以参看钟肇鹏《谶纬论略》152页关于日食与政治关系的图表，辽宁教育出版社，1992。

[45]《乾坤凿度》卷上，《春秋元命苞》，分见《集成》，6页、103页。

[46]《河图括地象》，《集成》，125页。

[47]《洛书甄耀度》，《集成》，129页。

[48]《龙鱼河图》，《集成》，124页、125页。

[49]参见《剑桥中国秦汉史》，738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50]《古微书》卷一、卷二，《集成》，139—155页。

[51]关于“取火”，参看裘锡圭：《寒食与改火》，载《中国文化》第二期，香港中华书局，1990。

[52]取火的话语，据说，多来自《周书》与《邹子》，如《论语》“钻燧改火”句注引《周书》，《周礼·司爟》疏引郑司农注中引《邹子》，以及《太平御览》卷二十二、九五八引《周书》，卷二十四、二十六、九五四、九六五引《邹子》，都有这一段“取火”的记载。

[53]《古微书》卷十四，《集成》，233页。

[54]《五行大义》第十六《论七政》引，《中国方术概观·式法卷》，114页，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

[55]尽管《淮南子》卷二十《泰族》在谈到六经时还有微辞，认为“《易》之失鬼，《乐》之失淫，《诗》之失愚，《书》之失拘，《礼》之失忮，《春秋》之失訾”，但这只是少数黄老学者的说法，其后基本上是一片颂声盈耳。见《淮南鸿烈集解》，674页。

[56]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6页，劲草书房，东京，1964。

[57]《汉书》卷七十五，3159页。

[58]《汉书》卷八十一，3343页。

[59]《春秋说题辞》，《古微书》卷十一，《集成》，213页。

[60]《尚书璇玑钤》，《古微书》卷五，《集成》，173页。

[61]《礼稽命徵》，《古微书》卷十八，《集成》，255页。

[62]《诗含神雾》，《古微书》卷二十三，《集成》，288页。

[63]《春秋元命苞》，《古微书》卷六，《集成》，177页。

[64]《春秋合诚图》，《古微书》卷十二，《集成》，221页。

[65]《春秋元命苞》，《古微书》卷七，《集成》，183页。

[66]分别见于《乐稽耀嘉》、《易通卦验》、《乐叶图征》、《易萌气枢》、《礼稽命征》、《春秋演孔图》等，《集成》，284页、233页、274页、248页、259页、192页。

[67]参见《尚书帝命验》，《古微书》卷三，《集成》，157—167页。

[68]参见《诗推度灾》、《易筮类谋》、《春秋感精符》等，《集成》，299页、247页、204页。

[69]《古微书》卷二十八，《集成》，327页、328页。

[70]在纬书以及其他受到纬书影响的历史文献中，我们可以看到的是中国人心目中的宇宙与社会秩序格局。这是一个自然、社会与人的三位一体、结构类似并彼此相通的混沌宇宙体系，在这个体系中：天地以静止不动的“极”为中心，天体以北斗为柄，日月周行，四周二十八宿分布，按阴阳五行规律运行，安排着自然的秩序，社会与个人也与天相应，“极”相当于地上的帝王，星辰相当于在周围环绕帝王的政府官吏，庞大的天穹仿佛邦国的疆土，“中国”虽然不是地理意义上的中心，但却也是政治文化意义上的中心，四夷是环绕它的众星，至于“人”，也是天地的投影，《孝经援神契》说，“人头圆象天，足方象地，五藏象五行，四肢法四时”，《春秋元命苞》甚至说，“掌圆法天，以运动，指五者，法五行”。总之，自然、社会与人互相之间，依照人们的经验、想象和体验的途径，有着感应或互动的关系。参见葛兆光：《众妙之门——北极、道、太一与太极》，载《中国文化》第三期，香港中华书局，1990；《道教与中国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71]杨树达《汉书窥管》引《五行志》称，刘向治《穀梁春秋》，“数以祸福，传以《洪范》”，又王应麟《汉志考证》引沈约说，“刘向广演《洪范》，休咎之文益备”，《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28页，中华书局，1983。

[72]参见《汉书艺文志注释汇编》14页、15页，沈钦韩称，《后汉书·郎顗传》中的《易天人应》即《杂灾异》一流著述。

[73]例如《汉书·艺文志》“数术略”各类的小序，它把方术提升到“道”的层面，却批评下层方士的具体技术与操作，他说，大道“非湛密者弗能由”，而“小数家因此以为吉凶而行于世，以相乱”。不过，纬书之学在两晋南北朝的士大夫中还有一定影响，关于这一点，请参看吕宗力：《两晋南北朝より隋に至る图谶を禁绝する历史の真相》，载《中村璋八古稀纪念东洋学论集》，272—286页，汲古书院，东京，1996。

[74]王应麟《困学纪闻》引东汉翟辅之说，以为汉武帝前只有《诗》立博士，这是不对的，《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已经记载胡毋生、董仲舒“以治《春秋》，孝景时立为博士”。3127页、3128页。

[75]《史记》卷一二一《儒林列传》，3118页。

[76]《汉书》卷七十五《夏侯胜传》，3157—3159页。

[77]关于今古文经学的争论，更多的是其能否立于学官的问题，虽然他们之间有学术风格与技术上的不同，但是在汉代思想史的角度说，并不存在太重要的意义，今古文的学术之争在思想史上产生实质性影响的，实际上是在清代，所以这里不多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