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家争鸣与三种话题（Ⅱ）：社会秩序

如何才能使这普遍混乱的社会从无序到有序

三家（韩、赵、魏）分晋，田氏代齐之后，风云变幻，进入公元前四世纪，似乎更是混乱，魏取楚之鲁阳、秦之河西，秦又败魏于石门（前364年），接着又败魏于少梁（前362年），魏迁都大梁。战国中期，形成了西秦东齐南楚中魏的格局。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一个接一个，尔虞我诈、钩心斗角的事情层出不穷。不过，正是在这个国与国、邦与邦乃至人与人的紧张中，“士”——知识阶层——的生存空间与活动空间却相对扩大，几个大国都聚集了不少文士，过去守株待兔的乡曲之士在各诸侯国中来往穿梭，过去并没有用武之地的文士相继成了诸侯的上宾，随着过去单纯的明确的秩序的崩溃，随着过去宗族共同体的逐渐瓦解，随着血缘解体后人际关系的日趋复杂，社会秩序成了人们关心的问题，这个更现实的话题换个说法就是：究竟如何才能使这普遍混乱的社会从无序到有序？

战国时的天下大乱，说起来第一应当归咎于上层王侯的嗜欲膨胀，第二应当考虑到当时交通的发达所引来的交流与冲突，第三应当追究到原有社会秩序的崩溃即王纲解纽。但是，在重视社会等级秩序的儒者来看，王纲解纽、礼崩乐坏是主要的根源。《大戴礼记·礼察》说，婚姻的礼仪被破坏，夫妇之间的关系就不牢靠，就会出现淫乱离僻的罪恶，乡饮酒的礼仪被废除，长幼之间就没有了节制，于是就产生了争斗诉讼，聘礼、大射礼瓦解，诸侯的行为就无从制约，产生了“盈溢”的现象，丧礼、祭礼被抛弃，则臣下、子孙对长上的感情变薄，当然就会出现混乱[1]。同时，天下又没有一个共同尊崇的秩序执行者，搞到“世道衰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2]，所以，重新恢复或建立秩序，不仅是刻不容缓的事情，而且是权力占有者的关心点，自然也是战国中期以后思想家极为热衷的中心话题。

问题是重建或恢复秩序的思路并不一样。在重建或恢复秩序时，首先遇到的是，秩序的合理性，也就是秩序再次得到共同遵循的依据是什么？在源出自“礼仪”传统的儒门人物当然认定，周代传承下来的仪式、象征及其规定的一整套等级制度是不言自明的秩序的基础，但是当人们追问：“礼”所规定的秩序是怎么来的？它为什么是必然而且必需的？它如何才能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可能的秩序？他们就必须拿出更令人信服的理由，因为经过了春秋战国时代的社会剧变与思想剧变，必须在“礼”的背后为其寻找更深刻的人性依据和历史依据；可是，源出自史官传统的道者却可能把问题归咎于社会的进步或技术的发展，过度膨胀的财富诱发了过分的贪欲，过多的政治智慧又积累了过多的法律制度，于是个人欲望与社会提供之间的紧张、理智制约与自由愿望之间的紧张，就引起了过去的、稳定的、传统的秩序的崩溃，所以他们要追问的是：秩序——现有的秩序——是否天然合理？从历史之初它就有吗？它凭什么要求我们遵从它？

思路不同，答案也不同。

秩序的合理性，也就是秩序再次得到共同遵守的依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