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前面我们说到，荀粲、何晏、王弼都敏锐地看到儒家学说在“性与天道”这种终极性本原的推求上，有止步不前的犹豫，于是他们都挪用了这块跳板，使思路由儒转道。在另一则人们很熟悉的资料中，还可以看到王弼如何在“有”与“无”的话题上将思想的倾向从儒而道进行转换的。《三国志·钟会传》注引何劭《王弼传》记载，王弼曾谒见裴徽，裴徽问道：
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也，然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者何？
裴氏问话中的心情很明白，他承认“无”的终极意义，但又忧虑“无”这一关键语词缺乏“圣人”的认可，他希望王弼能够给他一个既有政治合理性又有思想合理性的解释，以缓解他的这种忧虑。于是王弼回答说：
圣人体“无”，“无”又不可训，故不说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无”所不足。
也就是说，孔子实际是体验着“无”的，但他正确地把握了“无”的不可言说性，所以不正面讨论“无”，而老子是承认“有”的，所以从“有”的角度常常言说“无”的另一面[25]，这样，关于“无”的话题就有了被主流意识形态认可的合理性，道家的思想披着儒家的衣衫，正是成了众人理直气壮地讨论的话题[26]。
《晋书》说，那个时候何晏、王弼“祖述老、庄，立论以天下万物以‘无’为本”，后来的王衍又“妙善玄言，唯谈老庄为事”[27]，那么，什么是“无”，什么是“有”？据《老子》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显然老子是把“无”作为富于包孕性的宇宙本原，置于一切现象与事物之前的，也就是说“无”在历史与时间的序列中最拥有绝对优先意味和原初意味，只有这种原初的、包孕的“无”，才能超越宇宙间各种现象与事物的个别性与差异性，成为一切的起点与基石，所以王弼的《老子注》据此阐发道：“天下之物，皆以有为生，有之所始，以无为本，将欲全有，必反于无也。”[28]因为，任何事物与现象都在时间和空间中存在，而且都由“名”与“形”凸显自身，离开了时间与空间、语言与形色，它就无从存在，所以，凡是在时空中由形名凸显的，有个别性与差异性的事物或现象都只是相对的、短暂的，并不能成为包容、涵盖、孕育一切有差异的事物或现象的本原，所以只有“无”可以成为时空形名的起点，因此《周易·系辞》注中又说，“无”就是“道”：
道者何？无之称也，无不通也，无不由也，况之曰道，寂然无体，不可为象。[29]
已然存在的“有”，是从未曾存在的“无”产生，“无”成了“有”之本，而“有”成了“无”之末，未曾存在的“无”不仅孕育着一切“有”，而且给一切“有”提供了存在的合理性依据，何晏《无为论》中说，“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成者也，阴阳恃此化生，万物恃此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恃以免身”[30]，正因为如此，人们应当将“无”置于优先的地位，仿佛本大方可称末，根深才能叶茂，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应当效仿和依据这种“无”的象征与暗示意味，因为“无”或“道”是“范围天地之化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通乎昼夜之道而无体”[31]，一切都应当效仿它、遵从它，才能获得合理性，才能有正确的途径与结果，也就像纲举目张，无论是思想还是知识，都应当依据这种“无”的象征与暗示，“夫少者，多之所贵也，寡者，众之所宗也”，只有这样，才能“繁而不乱，众而不惑”[32]。《论语·里仁》中孔子有一句话对曾参说：“吾道一以贯之”，曾参认为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但王弼却把曾子的解释轻轻地搁在一旁，把孔子之道解释为终极之“道”：
贯，犹统也，夫事有归，理有会，故得其归，事虽殷大，可以一名举；总其会，理虽博，可以至约穷也。……能尽理极，则无物不统，极不可二，故谓之一也。[33]
于是，他们就用这种简易、终极的哲理推究，为一切寻根，终于将“万物之体”推究到了“无”。前面我们说过，战国末到秦汉是一个宇宙结构论为中心话题之一的时代，在这种讨论中，宇宙万象在空间的结构及其与社会、人类的对应关系是特别引人注目的，人们的讨论中并不常去追寻渺远玄虚而难以言说的宇宙终极的本原，而是去理解和分析那些具体的事物与现象，至多给它们以门类种属的归纳和抽象，因此，每项具体的知识与技术仍然十分重要，博学之风即与此有关，例如“天”，种种与天象、星辰、历法、神鬼有关的知识与技术十分发达，而关于天道的抽象哲理却未必受人重视。魏晋以来，这种知识传统在南方一直延续着，如陆绩以京房之学注《易》，以天象之知识作《浑天图》，虞翻承孟氏之学以注《易》，以天文之术作《安天论》，王蕃之“知天知物”，姚信之造《昕天论》，葛衡之造浑天，“使地居宇中，以机转之，天转而地止”[34]，但是，在中原即以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学风却已经渐渐改变[35]，对宇宙、社会、人类结构的关心已经让位给了对宇宙、社会、人类的本原的兴趣，那种博学的知识传统已经转向了简易的思想风气，人们追寻的是那种可以解释一切的终极答案，希望在这种纲举目张的思路中理解一切，因此正如王弼《老子指略》中所说的，只有老子之学，不仅“崇本息末”，而且在思路上是“言不远宗，事不失主，文虽五千，贯之者一，义虽广赡，众则同类，解其一言以蔽之，则无幽而不识”，而孔门之礼仪三千，谶纬之星历数术，黄帝之天文历法，都是“每事各为意，则虽辨而愈惑”[36]，所以在这种追求简易与根本的风气中，老、庄之学就日益凸显了它的意义。在他们的理解中，“天地之道，不为而善始，不劳而善成，故曰易简”，“天地易简，万物各载其形，圣人不为，群方各遂其业”，所以天道暗示的就是，“天下之理，莫不由易简，而各得其分位也”[37]，一切都要在这个终极之处寻找合理性依据，包括天地的安排，包括社会的治理，包括人生的态度，用他们已经转向老、庄的思路，似乎问题都变得简明扼要起来。
言与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