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整道教：关于道教思想、知识与技术的宗教化过程

关于道教形成的两种思路

为道教的形成确立一个即便是大致的年代都是很困难的。学术界的传统思路是寻找一个与道教有关的最早的显著事件或现象，作为道教形成的时间标志，于是汉末自治于蜀中的五斗米道和史称黄巾起义的太平道就成了道教诞生的开始。这被相当多的学者接受，因为一方面它上可以承接汉末以来种种与道教有关的现象，如祭祀老子、《太平清领书》问世、《想尔注》撰成等等，下可以回应汉末社会天崩地裂式的大变乱，从而证明一种社会史的理论，即宗教的形成与社会政治经济背景密切相关[1]；但是另一种思路则格外注重魏晋以后道教的经典撰集、戒律形成、思想阐述和神谱建构等等，所以把北方的寇谦之的宗教改革与南方的葛洪、陆修静、陶弘景的宗教活动算成是道教形成的标志[2]，这一方面是把自在的零散的早期宗教萌芽和自觉的有系统的后世宗教行为区别开来，一方面是考虑到魏晋以后道教经典、仪式、方法、神谱、组织的完备，这可以照顾一种宗教学的理论，即任何一个长期延续的宗教都必须具备经典义理、仪式方法、崇拜神谱与组织形式，宗教不仅仅是反映社会矛盾的“人民的鸦片”，也不仅仅是存在于心灵的“对信仰的理解”。

当然，标志毕竟是象征，在历史绵延的过程中选择一个显著的象征，作为记忆的界碑，也作为权宜区别的标志，这是必然的。道教的历史文献有限，研究者看到的大约是相同的资料，历史在他们眼前上演的是同样的电影，出场的是同样的人物，纵然有的看者一时粗心，漏掉了一两个镜头，有的看者时时走神，把前后的事件互相重叠错乱，但悲欢离合的情节并没有太大的分别。不过，毕竟说者无心听者有意，横看成岭侧看成峰，当选择象征性现象、人物或事件作历史标志的时候，背后潜含的观念差异却凸显出来，区分了各自的立场与视角。前者把五斗米道与太平道作为道教成熟的标志，它的潜台词是说，在宗教形成过程中社会背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秦汉以来的巫觋方术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整合起来的；可是，后者把魏晋以后的道教整合视为道教终于形成的标志，这一思路的背面却写着，宗教有宗教自身的理路，在这一理路中有一种宗教的调整、提升和清理过程，我将它称之为“宗教化历程”，这个历程从汉代到魏晋南北朝一直在绵延不绝。

《魏书·释老志》说，太上老君曾经降临中岳嵩山，授《云中音诵新科之诫》给北魏道士寇谦之，并要求他“宣吾新科，清整道教”[3]，也许是语词的巧合，也许是我的穿凿，这里所用的“清整”一词，似乎恰好兼有“清理”与“整合”两重意思，而二世纪末到六世纪末这四百年间道教的历史，也正好用“清整道教”四字来概括。

道教形成之前来自巫祝史宗的知识与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