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那么，现代理论尤其是人类学家们是如何理解上古思想的呢？简单地说，在比较早的时候，他们主要是通过调查现代世界上的一些尚未进入所谓“文明”时代的部族或民族，以此来推测那些已经进入所谓“文明”时代的人类的过去。如果说，古代文化人对于上古的回忆是一种来自自身处境的体验与想象，那么近代理论家对于上古的推测就是一种出自外在观察的推测与分析，当他们把现代与古代之间遥远的“时间”距离转化为同处一个世界的“开化民族”与“未开化民族”之间的“空间”距离时，那些在谋生技术上处于比较落后的部族就被他们当做一种历史的标本，充满了异国情调和荒野风景的那些文化现象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种追忆自身过去历史的绝好材料。按照时间轴单线前进的简单进化论是他们的思路，他们把这些现存于边缘世界的现象当做在中心世界业已消失的历史。比如，摩尔根（Lewis H.Morgan，1818—1881）并不能回到已经消失的时代，而只是观察了同一时代的异族，但是，他的书却叫《古代社会》，而且有一个副题，叫做“人类从蒙昧时代经过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发展过程的研究”[9]。

早期人类学家，特别是英国的一些学者常常把所谓“未开化”或“半开化”民族以及缺乏所谓现代教育的人群或部族的家族、信仰、仪式、风俗、习惯，连同他们中的故事、传说、神话都作为人类文明发展史上的早期的资料，并以这些材料来推测和重构上古历史，所以曾经遭到后世相当严厉的批评[10]，不过，这些批评意见却缺乏对当时时代环境的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里，一种乐观主义的、普遍主义的人类历史观念正笼罩着所有来自西方的研究者，他们普遍持有这种“人类出于同源”的自信，也普遍持有这种“历史存在规律”的信念，他们不相信空间的差异会构成文化差异，却认为文化的不同只是历史时间的不同。现在看来，在这种自信的观念背后当然潜含着西方中心主义，但是在那个时代，这似乎是不言而喻的。于是，通过对那些如美洲印第安人、澳洲毛利人、非洲土著民的研究，他们认为上古人的生活和思想就像这些“未开化”的部族一样，连社会结构和思想文化都应该大同小异。如摩尔根就是从现代未开化部族的家族结构说到了古代人的家族结构，从古代人的家族构成提到了古代人的家族观念、财产观念。在早期研究人类学的学者中，摩尔根的研究是很典型的，《古代社会》对上古人类的思想分析是从“以性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开始的，从通婚制度到氏族，氏族到部落，部落到联盟，联盟到国家，社会结构从基础渐渐成长成熟，私有财产的出现及氏族内分配财产、同宗亲属内分配财产，子女继承法等三种继承法的演变，使社会分化与观念分化逐渐形成，这样，古代社会就完成了它向近代社会的过渡，摩尔根认定，“人类出于同源，在同一发展阶段中人类有类似的需要，并可看出在相似的社会状态中人类有同样的心理作用”[11]。而弗雷泽（J.G.Frazer，1854—1941）在著名的《金枝》一书的最后，也曾经说到，“人类较高级的思想活动，就我们所能见到的而言，大体上是由巫术的发展到宗教的，更进而到科学的这几个阶段”[12]，西方人已经走过了这几个阶段进入了科学，而那些在丛林、山野中的未开化部族却还没有走出巫术，他们的现在正是西方人的过去，考察他们现在的生活、仪式、象征、传说与神话，就是研究西方人过去的思想。同时代的列维-布留尔（Levy-Bruhl，Lucien，1857—1939）虽然在他的著作中非常谨慎地说到，“原逻辑的思维”和“逻辑思维”之间并不存在铜墙铁壁，在原始人和现代人中都有可能兼有两种思维方式，但是，他所引证的大量（也包括来自古代中国）的材料却从背后说明，他所说的“原逻辑思维”还是一种在空间上属于非西方的，在时间上属于早期的人类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在西方或用他的话来说在“地中海文明”中已经是历史，所以他的著作本来名称就是“低级社会中的智力机能”，我们可以注意，他自己给自己设定的著述目标就是指出“原始人的智力过程，与我们惯于描述的我们自己的智力过程是不相符合的”，而他相信自己“能够发现它们之间的差别在何处，并能够确定出原始人的思维的最一般规律”[13]。

“人类学是一群由探索人类起源而生的问题的总名……努力于历史所不及的地方，期于重新发见人类的起源，及其在洪荒之世即所谓‘史前时代’之衍变的境遇”[14]，这种受进化论的潜在支配，以人类学调查资料映证历史传说，从空间差异来讨论时间差异的研究思路曾经在十九世纪到二十世纪都非常流行，从泰勒（E.B.Tylor）到马林诺夫斯基（Bronslow Malinowski），它一直是人类学家们理解上古生活与思想世界的主要思路，这种思路也影响到历史学包括中国的历史学，从二三十年代江绍原的《发须爪》和郑振铎的《汤祷篇》，到今天一些讨论上古历史尤其是神话的学术论著，中国历史学者们也一直沿袭着这种研究思路。当然，由于时代的变化，西方中心主义背景下的文化同源论和思想一元论渐渐在公开发表的论著中被文化相对主义与思想多元论所替代，进化论背景下的历史规律渐渐被更复杂的历史现象所消解，人类学家中也有人不断提醒人们对这种研究思路应有所警惕，如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Claude）就曾经在《结构人类学》中说到，“目前最重要的是帮助人类学从围绕着‘原始的’这个术语的哲学余烬中解脱出来”，因为“原始的”这个术语曾经被“陈旧的进化论”无形中添加了很多混乱[15]，正如他在这本书的一开始就说的那样，“西方文明便似乎是社会进化的最先进的表现，同时原始共同体则成了早期阶段的‘残余’，其逻辑分类反映了它们在时间上出现的顺序”[16]。但是，事实上就是他本人也并不完全能够摆脱这种空间与时间的类比和转换，从他依然经常使用的“原始”和“低级”两个词语背后，我们仍然可以发现在这些人类学家的心底，还深深地存有一个关于未开化部族的现存文化与已成熟民族的早期文明之间、关于早期文明的人类学调查与历史学记载之间的等式，“由于他们的技术与制度的古老性质，这些民族使人们想起我们已经能够对于生活在一万年或两万年前的人们的社会组织所重建的东西”[17]。

神秘力量、分类秩序、技术权威

这是没有办法的，我们不能苛求人类学，反而应当感谢人类学给我们提供的一个参考的角度，特别是他们所注意到的上古人的思维问题，更是我们研究思想的历史时应当慎重考虑的。按照他们的说法，在上古人类中，有一种与现代人很不一样的思维方式，无论任何民族的早期都不例外：

（一）上古人类认为世界上有“神秘力量”存在于普遍的事物与现象之中，人们如果可以掌握这种神秘力量的法则或密码，人们就可以采取积极的方式（法术）或消极的方式（禁忌），来运用或躲避，这种规则一般是依靠联想而发生效力的，有时是“相似—模仿”，即通过相似性联想产生神秘力量[18]，有时是“接触—获取”，即由于占有性联想产生神秘力量[19]，其信仰的原因，都在于人类自身的联想，也就是说是思维的产物，正如弗雷泽所说的：“巫术首要原则之一，就是相信心灵感应”[20]，所谓“心灵感应”不是一个真实存在，而是一种暗示之后的联想。

（二）上古人类对于事物的分类与现代不同。与现代一样，古代人也曾追求一种与外在世界一致的思想的秩序，即理解外在世界秩序的整齐的思想。但是，他们相信，一切互相相关的事物与现象之间，有某种互相影响甚至是决定性的因果关系[21]，换句话说，上古人的分类原则和因果规律同现代人很不一样，他们是按照他们的观察和体验对万事万物进行感觉相似性分类和主观联想式理解的，他们并不把事物与现象按照现代的物理、化学或生物学原则分别成门、类、种、属，抽象为概念，然后进行推理、判断，而是具体地、整体地去感觉与表达[22]。

（三）当这种思维与话语的权力从大众转向少量精英时，思想史就开始了。一些最能干的人垄断了对世界现象与神秘力量的解释，并把它们转化为一种秘密的知识和技术，而这些知识和技术是可以普遍适用的，如祈雨、禳灾、治病、避祸及沟通人与鬼神等等，当这种权力进一步集中，就形成了文化的“卡里斯玛”（Charisma）即思想的权威[23]，弗雷泽说，“君主制的出现乃是一个使人类从野蛮状态脱离出来的基本条件”，因为“人类再没有比民主的原始人更加受到旧传统与习俗的严重束缚的了，任何社会再也没有比在那种状态下前进得更加艰难和缓慢的了，旧的观念以为原始人是人类最自由的人，这恰恰同事实相反，那时，他确实是一个奴隶，虽然不隶属于某一个看得见的奴隶主，但却隶属于他的过去，隶属于他已经死去的祖先们的阴魂”，所以弗雷泽特别批评“一些蛊惑家、梦想家”把上古说成是“人类的理想国度和黄金时代”[24]。

这里毫无疑问有其真知灼见。前面我们也说到，古人心目中的上古“恬澹之世”，并不是真的黄金时代和理想国度，但是，人类学家根据现代社会对所谓“未开化民族”调查资料而构拟的上古真的就是历史上的上古时代么？需要追问的是：第一，欧洲的人类学家真正考虑和了解过中国上古的世界图景吗？第二，思想史的时间历程能不能完全用空间类比来转换？第三，人类的历史真的是在同一的一条进化轴上展开的么？我们现在还无法一一解答这些疑问，但是，至少我们相信中国的上古思想世界并不是世界其他地区早期思想的复制品，它有它自己的起源、自己的背景、自己的知识与技术的密码。所以，我们不能完全相信古代文化人的追忆，也不能完全同意人类学家的类推，还要用在中国的考古发现的资料来重建中国古代思想世界的风景。

我的三个疑问

过去对考古资料的一般理解——对生命来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