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秦庄襄王元年即公元前二四九年，吕不韦到秦任相，这时，秦已经显示出雄视天下的模样，三年后，秦王政继位，尊吕不韦为相国，号称“仲父”。吕不韦以为，自己在才德上堪与战国四公子（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齐孟尝君）相比肩，但门下的士人却不如四公子，便大力招致人才，“至食客三千人”，据说当时“诸侯多辩士，如荀卿之徒著书布天下”，他便开始召集各方宾客撰写《吕氏春秋》，试图在思想与知识上也呈现出一种一统天下的姿态。据《史记》卷八十五《吕不韦列传》记载，他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后，曾经——
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损一字者予千金。[11]
七十年代，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吕氏春秋》“是对先秦经典及诸子百家的大综合”[12]，并约略地统计了《吕氏春秋》引《诗》、《书》、《易》、《春秋》、《论语》、《孝经》等典籍以及提到孔子（24次）、墨子（6次）、老子（4次）、庄子（2次）、列子（2次）、黄帝（11次）。其实，早在一九三七年，李峻之就在《吕氏春秋中古书辑佚》中做过这一统计[13]，而一九四八年，王范之更在其未刊之《吕氏春秋研究》中非常详细地对其引书作过调查，其中——
明确指明是引述经典及诸子的，如《易》（3次）、《诗》（12次）、《书》（12次）、《孝经》（1次）、《黄帝书》（7次）、曾子（5次）、子华子（5次）、庄子（1次）、慎到（1次）、詹何（1次）、孔子（4次）。
不指明而实际上是引用典籍及诸子的，如《论语》（3次）、《墨子》（1次）、《左传》（1次）、《老子》（7次）、《庄子》（16次）。
化用经典及诸子之语者，则很多无法细细统计，有《论语》、《老子》、《庄子》等[14]。
这些统计未必一定准确，因为这是以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古籍为背景来检核考察的，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证明，当时还有相当多的我们所不知道的古书，我们不能看到而《吕氏春秋》撰述时能够征引化用的古书还很多，他们很可能信手拈来，而后人并不知道他们已经挪用了现成的文献。不过，即便如此，从上面的统计也可以发现，《吕氏春秋》确实兼容了孔门一系的儒者学说，假托黄帝的古道家言，墨子一系的墨家思考，老子及庄子一流关于天道与人道的哲理，引用和采纳了相当庞杂的古典，也借用了相当丰富的今典[15]，难怪他们自称《吕氏春秋》“是非可不可无所遁”，《吕氏春秋·序意》中的这句话，已经显示了它包容天下的思想与知识的野心[16]。
《吕氏春秋》显示了它包容天下思想与知识的野心
是野心自然也是信心，不过，仅仅有自信并不足以建立思想与知识的大体系，所谓“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当然是不可能的，思想著作并不是一个无所不包的大口袋，可以把一切一古脑儿全装进去，但是，它可以设计一种涵盖的框架把所有的知识都容纳进来，《吕氏春秋》的“十二纪”就是一个涵盖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基本框架[17]，它依照天道循环变化，以四季十二月为纲，体验阴阳消息，按“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联想，将天象、物候、农事、政事、人事等统统系连起来，综合各种思想、知识与技术，设想了一个日常思想与行为的秩序。
在这个后世看来设计得还不十分周密与完整的十二纪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思想框架的基本依据是战国时代一直被反复思索的“天道”、“世道”和“人道”之间的同源同构互感关系，这依据其实来自此前甚为流行的黄帝之学。《序意》一篇中，吕氏自称：
尝得学黄帝之所以诲颛顼矣：“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盖闻古之清世，是法天地。凡十二纪者，……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若此，则是非可不可，无所遁矣。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18]
天道：自然法则的优先意味
十二纪正是这一学说的具体展开[19]。以十二月为序记载天象的变化、物候的迁移、农事的运作、祭仪的顺序，其形式的渊源可能很早，现存旧籍中的《夏小正》、《逸周书·周月》及《时则》、长沙子弹库战国楚帛书，都是这一形式，而民间流行的《日书》则是这一形式的流衍与变异。不过，《夏小正》与《逸周书》中的两篇，都是单纯的历时之书，用传统说法属于羲和氏授时定历的范围，尽管它也从中阐述一些“万物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时之极，不易之道”[20]，但并没有从天象历法之道中具体解释出可以作为社会规范与生活秩序的一整套道理来；楚帛书、秦简《日书》虽然也有不少天象与历法上引申出来的哲理，但它是以历日讲禁忌，更多地属于占卜数术一流。但是，《吕氏春秋》则大不同，它在每一个月的一开始，不仅描述了这一月中的天象（太阳与星辰的视位置）、神祇、动物、音律、数字、味臭、祭祀、物候，还安排了天子的居处、车乘、服色、食物，规定了政府的事务、仪式以及军事、农事的禁忌，然后根据人们从天文季节的迁移与地下物候的变迁中得来的联想，将“天”与“地”的某些现象挪移到“世道”与“人道”之中，以天地的变化为不言自明的依据，论证人世中个人与社会的道理。
以《孟春纪》为例，在《夏小正》、《时则》中，只记载了——
启蛰；雁北向；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时有俊风；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献鱼；初服于公田；采芸……；初昏参中；斗柄县于下[21]。
东风解冻；蛰虫始振；鱼上冰；獭祭鱼；鸿雁来；草木萌动[22]。
但是，《吕氏春秋》则在更为详尽的天象、物候、人事解说之外，开始讨论“人道”与“世道”的关系。《孟春纪》中《本生》一节关于保持自然生存状态的强调与关于过分“自佚”、“自强”、“自乐”的批评，《重己》一节关于个人存在的合理性及个人情欲的合理性的论述，《贵公》与《去私》一节对于个人与社会、君主与臣民关系的讨论，其范围已经远远超出了《夏小正》与《时则》。应当指出的是，这一系列论述又显然是依据着当时思想世界对“天”以及天象、历法的理解，依照当时的习惯观念，春天是“生”的季节，孟春是万象始生的开端，所以要把人的生存放在一年的开端来讨论，“生”是顺应自然秩序，是“天”无言自化的产物，所以人的“生”也要“全其天也”。过度的人为的追求安逸、强大和愉悦，则违逆了“天”即自然，所以是“招蹶之机”，反过来，人的生存既然是自然自化，过分的克制安逸、强大和愉悦，也是违逆自然，“凡生之长也，顺之也，使生不顺者，欲也，故圣人必先适欲”，由于“天”是默默无言而又至公无偏的，将“天”的这种品格投射到世间，《吕氏春秋》便设想了一种绝对无私无己的社会状态作为理想世界：
天无私覆也，地无私载也。日月无私烛也，四时无私行也。
所以“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因为天地无限广大，生养人类但不将人类作为私有，万物都蒙受天地的恩惠，但却不知天地之所从来。《吕氏春秋》把这种“天地之德”又引申到圣王身上，称“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于是在这里他又拥有了来自三皇五帝的历史依据。
以天地的变化为不言自明的依据，论证人世中个人与社会的道理
于是，这一理论体系中系连了自然的天象和抽象的天道、实存的人生与个人的情欲、社会的理想和社会的规范，同时也巧妙地兼容了墨学的节俭、道者的自然、杨朱的贵生、儒者的个人伦理与社会理想，甚至还兼容了方技数术中的阴阳之说[23]。
十二纪中的天道、世道与人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