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曾与儒者并称的墨子一系曾经是“显学”，《吕氏春秋》曾经说到，当时“孔、墨之后学显荣于天下者众矣，不可胜数”[24]。虽然关于墨子一系的文献已经大多散佚，但仍可以从一些零星记载中窥见当时墨子门下的盛况。例如原为子夏门人的禽滑厘，曾向墨子学习守备技术，为宋国抵御楚国的入侵[25]，又例如传墨子之学于越国的公孙过，曾经得到越王信赖，派人以“束车五十乘”来迎接墨子[26]，又例如隋巢子，继承“尚俭”之说，著有著作六篇[27]，又例如曹公子，曾奉墨子之命仕于宋国，他本因节俭而薄于鬼神，后却丰厚而祭祀鬼神，不思己过，反而怀疑墨子之说，曾经受到墨子批评[28]。《庄子·天下》和《韩非子·显学》都显示墨子之后，墨学分出了三支，一是“相里氏之墨”（《庄子·天下》作“相里勤”），一是“相夫氏之墨”（《庄子·天下》无），一是“邓陵氏之墨”（《庄子·天下》作“邓陵子”）[29]，后世更有人指出，由于他们“俱诵墨经，而倍谲不同”，各传其所记诵的墨子之言，于是使《墨子》中的《尚贤》、《尚同》、《兼爱》、《非攻》、《节用》、《节葬》、《天志》、《明鬼》、《非乐》、《非命》、《非儒》等十一篇都分成了文字上有差异的上、中、下三篇。

按照胡适的说法，墨家后学的发展形成了两种趋向[30]，一是向“钜子”为中心的宗教组织演化，即有的学者所谓“墨子弟子之出处行为皆须受墨子之指挥”，“墨者为一有组织的团体”，“墨者之团体内纪律极严”[31]，一是从人文社会为中心转向技术与逻辑为中心的“别墨”，这就是《墨子》中《经》上下、《经说》上下、《大取》、《小取》所显示的那种名辩学说与《公输般》、《备城门》以下所显示的技术性论著。这大体是可信的。不过，有几点需要特别补充：首先，与儒者之学重视思想的薪火相传与文化的基本教育不同，墨子一系在传续上，更多地带有那种人身的依附性和团体的封闭性，无形中消解了思想层面的联系纽带而凸显了团体层面的宗法关系，于是不免会在“钜子”、“圣人”的光环消失时分崩离析，连思想的联系也随之崩溃；其次，墨子一系的学说对于个人的要求未免太过，正如《庄子·天下》所说的要求人“生不歌，死不服”，完全服从一种实用到底的思想，用近乎苛刻的朴素来限制人的欲望，是“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而要求每个人都“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弄得“腓无胈，胫无毛”，也是使从学者难以忍受的，至于要求后人自愿“以巨子为圣人，皆愿为之尸，冀得为其后世”，更是一种专制的传承形式，是引发争斗的根源，墨子一系的渐次消失，正在于这种自我瓦解。再次，思想学说在墨子的后学那里逐渐转化成一种单纯的行动，而行动的需要又激活了对技术的追求，墨子称道治水的禹，禽滑厘之为宋御楚，墨子之徒都可以“赴火蹈刀，死不还踵”[32]，这是使其理论学说日渐转化为一种行动的内在原因，所传墨子造飞鸟，与公输般较攻守之械，与禽滑厘论城守，是否都有使行动具有更高技巧的实用趋向？本来，墨子思想中就有很浓重的实用色彩，实用色彩过于浓重会淡化人们对于思想的兴趣，而从这一应付现实需要而产生的实用思想又会很快激发人们对使用技巧和知识的热情。那么，墨子一系向技术与逻辑转化的内在思路是否就在于此呢？墨子一系思想渐渐消退的内在缘由是否也在于此呢？

墨家后学的发展形成两种趋向

墨家学说瓦解的内在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