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54年，在洛阳西郊的一次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东汉时期的一个解注瓶，上面不仅写有“解注瓶，百解去，如律令”这样后世道教咒语中常用的祓除辞，而且画有三个不同的符[4]，据学者分析可能分别象征了山、川、日、月、耳、目、六神等等，隐含着祓除、升天、逐鬼、祈神种种涵义。此后，陆陆续续又发现了一些，其中1972年在陕西户县发现的曹氏朱书解注瓶上的阳嘉二年（133年）解除文与符图，更可以与上面洛阳西郊的发现相参照，这篇解除文中有“天帝使者谨为曹伯鲁家移殃去咎，远之千里，……生死异路，相去万里。从今以长保孙子，寿如金石，终无凶。何以为信？神药厌填，封黄神越章之印，如律令”，而在上面的符则由日、月、尾、鬼、时（旹）及“大天一主除敦恶鬼以节”及避兵符“太一锋”等构成[5]，隐含着借助日月星辰之神力以劾治恶鬼，使鬼魂不再纠缠活人，保佑子孙平安的意思，与上古巫觋方术有着直接的渊源[6]，而“神药厌填”和“封黄神越章之印”的技术，则更与后来道教所擅长的用药与用印的技术有直接的渊源关系[7]。这里发现的东汉时期——也就是通常理解中的道教还没有形成时期——文物遗存中的思想与知识系统，已经上承古代神秘信仰的传统，下启后来道教最常用的知识和技术，如药、符、咒、印等等，这使我们不能不越出通常关于道教起源的思路，在更广泛的知识与技术背景中寻找道教散乱而零碎的知识与技术根源，并重新梳理这些在古代本来属于巫祝史宗一流的知识与技术在后世的整合即宗教化的过程。
前面我们曾经反复谈到过从战国到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准[8]。在相当漫长的时间中，人们普遍相信，宇宙时空由绝对中心、阴阳两极与五种基本因素构成了完美而和谐的秩序，这种秩序是一切合理性的基本依据，同时它的背后又有神秘力量的支持；他们也普遍相信，天地人神可以互相沟通，而相通的知识和技术则垄断在巫祝史宗的手中；他们最为关心的，是“生命”、“幸福”、“民族国家”等切近自己生活的问题，而这些问题的解决，在相当多的人心目中，它需要巫祝方士的知识与技术。于是，许多沟通天地人神，为世人解决具体困厄，获取现世幸福，甚至乞求永恒生命的知识与技术，从相当古老的时代开始一直绵延到秦汉，如后来道教所擅长的炼金、厌劾、祈请、占卜、养生、择日等等，就有着十分古老的渊源[9]。
林富士在《汉代的巫者》中，曾经具体地描述了实存于汉代生活中的巫觋活动，他的研究表明，在道教之前的历史时段中，巫觋方士在实际生活世界中，曾经主持着以下的各种职事[10]：
——交通鬼神。包括降神、视鬼、占卜、祭祀，指以巫觋方士为媒介，沟通与传达鬼神与人间的旨意情事。
——解除。包括祝移、解土，指用某种技术来预防或排除灾害。
——驱疫。指驱除或医疗疾疫。
——战争。指在战争中诅咒对方而使本方获胜。
——水旱。包括求雨、止雨、止水，指祈禳晴雨，调合阴阳和防治洪水。
——祝诅。包括诅咒、巫蛊、媚道，指以某种技术使仇人遭到祸殃或使自己达到目的。
——生育。指利用各种方法祈求生育子女，使生命延续。
——丧葬。指安排发丧与安葬的时地，抚慰亡灵以使生人免灾获福。
当然，他没有提到的，也许还应当包括教人摄生养气、房中秘术的职事。所以，不止是张角能持九节杖为符祝治病，以叩头思过祈福，也不止是张衡令祈拜老子，行请祷之法，相当多的巫觋都曾以各种知识与技术在民众中承担着释厄解困的职能。据武内义雄《神仙说》的归纳，东汉的巫觋方术人物，大体可以分为三类，一是说图谶、灾异、星占者，这些人多依附经学或纬学，如樊英、唐檀、公沙穆，后来就流为著《周易参同契》的魏伯阳，二是自干吉造《太平清领书》到张角、张修，在汉末形成社会运动，这是被人们看成是道教起源的一支，三是从鲁女生、蓟子训、封君达、左元放到葛玄，这是注重个人长生术的神仙家一流[11]，而在此后魏晋甚至六朝时代，这三种人物始终活跃并不断地掺入道教之内，成为道教形成与整合的内在因子[12]。曹植的《辨道论》虽然是批评当时方术之士的虚妄[13]，但从这篇文章的背后，其实也可以看出当时的风尚，那些流行于世的知识与技术，其实已经包含了道教的神仙传说、炼形尸解、导引房中、辟谷食气、合药炼金，而在这些知识与技术的背后，我们也看到了后来道教观念的中心，即追寻生命的永恒与生活的幸福。
不过，当时这些知识与技术以及它们的拥有者确实并不占据话语的权力，也不处在社会的主流，在那个时代里，它们一直受到来自政治与文化两方面的很严厉的批评，持实用政策的西汉政府官吏方面批评“疫岁之巫，徒能鼓口舌耳”，而持文化价值观念的知识阶层方面也抨击他们是“饰伪行诈，为民巫祝”以“成业致富”的骗子[14]，东汉的王充更批评相信巫祝祭祀者是：
不修其行而丰其祝，不敬其上而畏其鬼。身死祸至，归之于祟，谓祟未得；得祟修祀，祸繁不止，归之于祭，谓祭未敬；夫论解除，解除无益；论祭祀，祭祀无补；论巫祝，巫祝无力。[15]
淫祀与妖妄，来自政治和文化方面的批评
所以他相信“在人不在鬼，在德不在祀”，另一位王符也说，“凡人吉凶，以行为主，以命为决……巫史祝祈者，盖所以交鬼神而救细微尔，至于大命，未如之何”[16]。把人的命运从巫祝交通的鬼神那里转移到掌握权力的帝王手中，把人的希望从沟通神鬼的祭祀那里转移到儒者提倡的道德上来，这种转移就决定了话语权力在上层社会与主流思想中的归属，所以，当方士刘根“隐居山中，诸好事者自远而至，就（刘）根学道”时，太守史祈就“以根为妖妄，乃收执诣郡，数之曰：汝有何术而误惑百姓？”[17]此外，如第五伦到会稽禁淫祀，“其巫祝有依托鬼神诈怖愚民，皆案论之”，宋均到辰阳、九江治巫觋，“为立学校，禁绝淫祀”，栾巴到豫章，以道术治巫术，“悉毁房祀，翦理奸巫”[18]，都表明了那些巫觋方士沟通鬼神追寻永恒的知识和技术在主流社会中还处在被排挤的地位，所以，汉顺帝、桓帝时（126—144，166）宫崇、襄楷两次上《太平清领书》，前者被有司“奏（宫）崇所上妖妄不经”而打入冷宫，后者则被尚书论处为“析言破律，违背经艺，假借星宿，伪托神灵，造合私意，误上罔事”，被系洛阳狱定罪[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