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礼仪中制度与意义的剥离

第一，作为象征的礼仪制度本身和它所象征的意义被分开了，单纯的仪式不再拥有意义的权威，这意味着人们开始审视礼仪本身合理性的依据，也就是说，人们在心中追问：首先，这种以牺牲、服饰、乐舞等等构成的礼仪制度凭什么拥有不可违逆的象征意义？其次，如果礼仪制度的实行者本身违背了理性，那么这类仪式还能赢得天意吗？最后，天地之道是否应该与理智和道德同在而不一定依存于仪式？《左传》襄公三十年（公元前543年）记载，北宫文子对卫侯说，“有威而可畏，谓之威，有仪而可象，谓之仪”，并且指出，威仪是秩序的保证，进退施舍周旋容止语言动作都很重要，因为外在的仪节是一种象征，人们“则而象之”，社会就可以有秩序，有了秩序，国家就安定[20]，但是，仅仅过了几年也就是公元前537年，女叔齐就批评那个十分遵守礼仪制度的鲁昭公是“焉知礼”，他说，那些外在的仪节：

是仪也，不可谓礼。

那么什么是“礼”？他认为真正的“礼”是“行其政令，无失其民”，也就是政治家的理性，如果作为诸侯的鲁公失去了政治家的理性，“而屑屑焉习仪以亟，言善于礼，不亦远乎！”[21]无独有偶，在公元前517年，子大叔回答赵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时也引了子产的话批评这“是仪也，非礼也”，而把“礼”称为“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22]，在这些复杂纷纭、看似抽象的阐释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时代文化人已经意识到象征秩序的是“仪”，但使得秩序得以实现的却是“礼”，“礼”不只是一些外在的仪式和制度，象征之所以能够象征，是因为它符合“天经地义”的宇宙之道，又符合“民实则之”的理性和人性，天道与人心是赋予仪礼合理性的依据，也是仪礼的价值的来源。

理性依据与价值来源的重新确立

第二，这一秩序的理性依据和价值来源本来是由“天”所赋予的，而且它源自“人”的感情与天性。但是，当它已经形成人间的秩序、社会的规范及个人的行为准则之后，它拥有了“权力”，反过来它就成为一种“天命”和“人理”，似乎是自然的也是理智的，于是，这个时候，“天”与“人”就成了绝对的依据，可是，在天与人之间，思想出现了两种选择，是遵从这种“天”的律令，一切都依从天道，还是尊重“人”的理智，使秩序获得理性的认同？似乎人的选择逐渐偏向了后者，人们常常在追问中追溯到了“德”。这时，人们开始强调，一旦“人”的品德与行为违背了这种理性与价值，“天”就不会使他拥有秩序的权力，秩序也会因此混乱，所谓“人弃常，则妖兴”就是这个意思[23]。

有几则资料是人们常常引用的，一则是周内史的话：

国之将兴，明神降之，监其德也。将亡，神又降之，观其恶也[24]。

一则是虢之史嚣的话：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25]。

一则是虞之宫之奇的话：

鬼神非人实亲，唯德是依[26]。

这样，一种秩序是否合理，主要就在于它合不合乎人的道德，一种行为是否能够成功，主要就在于它是否吻合了人的理性，公元前639年，鲁国发生大旱，鲁僖公准备举行仪式，用焚烧女巫（巫尫）来取悦神灵，以求雨水，臧文仲就劝说道，这不是办法，正确的办法应该是“修城郭，贬食省用，务穑劝分”，这样，“德”的观念就逐渐演成了重要的观念。据说，“德”的观念来源很早，至少在西周时代已经产生，如西周中期的《师鼎》铭文中的“先王德”、“孔德”、“㝬德”等等，而学者指出，“德”还不仅仅是一种个人的品德，还是可以通过血缘与天命以册命形式继承接受的东西，正如《大戴礼记·少间》所说，“昔虞舜以天德嗣光，布功散德制礼”，《史墙盘》铭文也说，“曰古文王，初戾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匍有上下，合受万邦”，所以《淮南子·齐俗》说是“得其天性谓之德”[27]。而且，“德”在当时人心目中还有些神秘的意味，有“德”者能使鬼神、人事齐备，《逸周书·本典》中，周公说，有智、仁、义、德、武的国家能够昌明，“明能见（现）物，高能致物，物备咸至曰帝”[28]，《国语·周语》里引周襄王的话也说，“茂昭明德，物将自至”[29]，相反，如果失去“德”，则鬼神不至，万物散失，《周书·常训》就说，“九德有奸，九奸不迁，万物不至”[30]，万物不至，自然就失去了权威的合理性、理性的依据与价值的本原。

第三，当时人对于秩序的理性依据及价值本原的追问，常常追溯到历史，这使人们形成了一种回首历史，向传统寻求意义的习惯。先王之道和前朝之事是确认意义的一种标帜和依据[31]，例如大史克对鲁文公叙述高阳氏、高辛氏、尧、舜以来除凶立德的历史，魏绛向晋侯讲述后羿、寒浞弃贤用佞的故事并且引用大史辛甲的《虞人之箴》，士弱向晋侯解释宋国的火灾之因追溯到陶唐氏、商朝的旧制[32]，都说明当时的思想者相信，是非善恶自古以来就泾渭分明，道德的价值、意义与实用的价值、意义并行不悖地从古代传至当代，所以说“赋事行刑，必问于遗训，而咨于故实”[33]，历史是一种可资借鉴的东西，而且是一种完美的正确的象征，历史的借鉴常常可以纠正当下的谬误，而古代的完美常常是当代不完美的一面镜子。公元前625年，鲁文公在大庙祭祀先祖时，将僖公放在闵公之上，但闵公作鲁国的国君在僖公之前，僖公与闵公是同辈兄弟，虽然年长于闵公，但文公的做法已经是“逆祀”，主持者夏公弗忌当宗伯，以为“新鬼大，故鬼小，先大后小，顺也，跻圣贤，明也，明、顺，礼也”。但是这种出自个人理念的逻辑并没有历史的依据，所以受到君子的批评，君子认为，按照辈分祭祀才是天经地义，“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窟，宋祖帝乙，郑祖厉王”，这才是历史的依据[34]。而当公元前527年籍谈在周王面前妄言晋不曾接受先王所赐明器，因而拒绝向周王室进献彝器时，周王就历数文王、武王、襄王的历史，痛斥籍谈是“数典而忘祖”，将绝后嗣，可见没有历史依据，就缺乏理直气壮的理由[35]。

就在这样的思想变化背景下，春秋末战国初的思想世界便开始出现了不断变幻的旗帜，上演了彼此交锋的场面。

历史作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