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意识形态的确立：从《春秋繁露》到《白虎通》
儒者的实用倾向与策略：定汉仪、撰《王制》、设明堂
在秦汉嬗代之际，一个叫陆贾的文士曾经与汉代开国君主刘邦发生过一次著名的争论，据《史记》记载，陆贾常常在刘邦面前引述《诗经》、《尚书》等古代典籍，刘邦便呵斥他说，“乃公居马上得之，安事《诗》、《书》？”陆贾便反唇相讥道：“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于是，刘邦就让他总结秦亡汉兴的经验和历史上治乱的缘故，他便写下了《新语》十二篇，讨论“行仁义，法先圣”的道理，使得刘邦不得“不称善”[1]。
和陆贾一样，贾谊、贾山等不少以儒术为基本思路的文士都曾以秦汉交替为例证，论述儒学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合理性[2]。不过，虽然他们都用“宁可以马上治之”的实用意义来诱使当权者采纳儒者的学说与思想，也很有意识地强调“制事者因其则，服药者因其良，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出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这种现实理性[3]，但是他们毕竟是以“行仁义，法先王”的道理坚持着自己为帝王师的理想主义，以知识与权力分庭抗礼，甚至希望超越权力。可是，毕竟世事已变，大多数儒者在那个纷乱变动的时代里，只能放弃理想主义的固执与昔日王者师的尊严，在那种急需确立民族国家的时代，思想学说也只能改变纯粹的精神主义与道德主义，为了思想的生存，也为了学说的实现，其实从荀子起，儒学就已经具备了一种十分实用的入世倾向。有几个著名的例子可以作为这种倾向的象征，秦末纷乱时，“鲁诸儒持孔氏之礼器往归陈王，于是孔甲为陈涉博士”，其实他们对陈涉的思想倾向并不了解，但一半是出于对秦“焚诗书，坑术士”的愤怒，一半是对陈涉未来成功的企盼，所以他们自愿“往委质为臣”[4]；比这批鲁国的儒生更具有实用入世策略的是叔孙通，这位为汉王朝确立了仪礼制度的大儒，其实是一个极其灵巧善变的谋略之士，先用假话哄骗过秦二世，反过来以穿楚制短衣来取悦汉高祖，投君主之所好为其推荐“群盗壮士”，讽刺固执理想的儒者是“不知时变”，司马迁评论说，他之所以成为“汉家儒宗”，是因为他“与时变化”，追随他的人也终于明白，他之所以为圣哲，是他知道“当世之要务”[5]，儒家理想主义终于向实用主义靠拢，而儒者的思想学说也终于向政治意识形态倾斜，叔孙通最终制定汉代礼仪制度，实现他用儒家礼乐建立政治秩序的目的，而他的成功也终于使儒者懂得，一种思想学说要成为世间的制度法律或意识形态，必须借助策略而不能单凭理想；而在汉武帝时代，另一个取得极大成功的儒者公孙弘，同样采取了一种极为现实的策略来维护他的政治地位，《汉书》卷五十八记载，他每次参加会议，总是说一些模棱的建议“使人主自择，不肯面折庭争”，“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辩”，使得君主极喜欢他，尽管他是一个性格忌刻的人，但表面却总是与人为善，尽管他是学《春秋》出身的儒者，但却“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6]，靠这种策略他在政坛站稳了脚跟，而他在政坛的存在，则象征了儒术的存在，也在某种意义上象征了儒学向儒术的转型。
当然，并不是说儒者都采取了虚与委蛇的态度，在这种争夺意识形态话语权力的过程中，儒者也为自己固执的立场和坚定的理想付出过代价，像固执地对《老子》表示轻蔑，并差一点被好黄老的窦太后迫害命丧野猪之口的辕固生，就曾经警告过那个实用精神太强的公孙弘“务正学以立言，无取学以阿世”[7]，而试图以建明堂、朝诸侯的方式来树立儒学意识形态在政治中的权力的御史大夫赵绾和郎中令王臧，也因为与好黄老的窦太后冲突而下狱，终于在狱中自杀[8]。不过，在那个皇权逐渐膨胀的时代，一种思想学说的命运兴衰，并不仅仅是靠它本身思路的合理性，而往往要靠信奉这种思想学说的人的宣传策略、这种思想学说转化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以及若干偶然的但也是决定性人物的偏向与嗜好。
因此，在西汉时代儒家思想与黄老思想的转换历程中，下列事件也许就极为关键。汉初叔孙通制定礼仪，使朝廷上下尊卑秩序得到清理，也使皇权得到确认，汉高祖从此体会到了皇帝威力加被四海的尊严；汉文帝时博士诸生奉命撰写《王制》，把天下分为九州一千七百七十三国，构想一个地域关系分明，管辖领属清晰，朝聘、贡奉、法律、生产、祭祀的责任与权利都极其明确的理想秩序，使民族国家的观念得到加强，也使君主意识到了“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的可能；张苍根据五德终始的理论和天象历法的技术，为汉家确立律历，“以为汉当水德之时，尚黑如故，吹律调乐，入之音声，及以比定律令，若百工，天下作程品”[9]，把秦作为闰余而以汉作为正统，从宇宙论上为汉家找到了合理性依据；汉武帝时赵绾、王臧倚靠窦婴、田蚡等权贵，请来了申公，拟建设明堂，把明堂作为诸侯朝见天子、象征天子威权的中心，并以巡狩、封禅、改历、易服色等一系列计划，使天子的合理性与权威性得到真正的确认[10]。尽管这一系列的设想与计划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一系列有儒家学说支持，又有现实需要支持的方略，显然影响了君主与政府的选择取向。建元六年即公元前135年，窦太后去世，被罢黜的田蚡又一次当政，便与雄心勃勃的汉武帝一道：
绌黄、老、形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向风矣。[11]
《春秋繁露》中的根本依据：宇宙秩序和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