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战国关于“人”的存在的思路的出发点，当然首先即追求生命的永恒存在。但是，应当说明的是，儒者的关注点并不在此，他们更注意人在社会中的现实存在，所以《论语》有“未知生焉知死”的说法，《荀子·礼论》说得更明白：

生，人之始也，死，人之终也，终始俱善，人道毕矣，故君子敬始而慎终。[1]

在这里，生前与死后是无需关怀的，人的生存只是在现实中，而现实则是一个社会，于是对“人”的关怀只限于人与社会的关系。

但是，希望生命的永恒却是一个古老而普遍的想法，也是“道”的思考中的一个核心，《老子》二十三章中关于“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忧虑，显然是针对个体生命的存在而产生的，“静胜躁，寒胜热，清净为天下正”的方法[2]，也显然不仅仅指社会治理的领域，所以他才会有“载营魄抱一，能无离乎？专气致柔，能如婴儿乎”的追问和“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的幻想[3]，杨朱的思路大概就是这一想法的延伸和放大，所谓“贵生”即对个体生命存在的无限关怀[4]。

生命的永恒

两种思路：保全自然的观念与养气炼形的技术

战国中期以前的这种关注个体生命存在的思潮有其深刻而持久的背景。它不仅源自人类有始以来的生命忧患，依凭着当时养气炼形的知识和技术，而且还有可能得到了南方楚地思想的支持。虽然我们现在还无法确认《楚辞》中《远游》一篇的时代，但我们相信《远游》中表现的生命意识却是源远流长，其中如“内惟省以端操兮，求正气之所由，漠虚静以恬愉兮，澹无为而自得”的人生态度，与“餐六气而饮沆瀣兮，漱正阳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气入而粗秽除”的养生方法[5]，应该是战国时代许多人共有的一般思想，在这种思想中预先潜存了两个思路，一个是属于宇宙观念和人生态度的，对个体生命意义的形而上思考，它引出后来所谓“道家”的生命观念，如《文子》所谓得道之人“除其贵欲，损其思虑……五藏宁，思虑平，筋骨坚强，耳目聪明”[6]，就是所谓的“全性保真，不亏其身”[7]，因为在他们的观念世界中，人是天地阴阳化育，“精神本于天，骨骸根于地，精神入其门，骨骸反其根”[8]，所以要“法天顺地”，当然也要“节寝处，适饮食，和喜怒，便动静”[9]；另一个是属于具体经验和实用技术的，比如说《庄子》中所说的至人“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震海而不能惊……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潜行不窒，蹈火不热，行乎万物之上而不栗”[10]，就是他们的想象，他们想象，如果对个体生命保养与修炼，就可以达到这种类似神仙的境界，它引出了后世养生术乃至道教的炼形之术，如近年长沙马王堆出土帛书中的《却谷食气》与佚失已久仅存片断的《陵阳子明经》[11]，以仿效天地四时，采食天地之气，排除粗秽，保存精澄为主干的方法和技术，似乎就与这一思路有关。英国汉学家威利曾经讨论过《庄子·秋水》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至德者，火弗能热，水弗能溺，寒暑弗能害，禽兽弗能贼”，也许这只是对那些懂得“天道”的人的夸张性描述，但威利说，“正是这一观念，把早期哲学化的‘道家’与后来的‘道教’关联起来”[12]。

儒者对个人存在的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