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隋书·经籍志》中所见的知识与思想的增长与变化

如果我们把《汉书·艺文志》当做测定东西汉之际知识与思想的基础文本，而将《隋书·经籍志》看成是估算唐初知识与思想的基础文本，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知识与思想世界的增长、交融与变化[4]。首先，《汉书·艺文志》著录的书籍只有13269卷，而《隋书·经籍志》则有36708卷，仅仅从这一数量上来看，五百年间，知识与思想的数量已经膨胀了相当多，可是，这并不是全部，在那五百年间，如果算上私人的藏书，如沈约藏书两万余卷，王僧孺和任昉的一万余卷，昭明太子东宫藏书三万余卷，如果再考虑到这些书已经经过了梁代两次大的灾祸，一次是太清三年（549）侯景包围建邺，简文帝令人焚烧，“所聚图籍数百厨，一皆灰烬”[5]，一次是承圣三年（554）西魏军入江陵，梁元帝令人“聚图书十万余卷尽烧之”[6]，如果再加上唐代武德七年运送图书时在黄河砥柱翻船，“其所存者，十不一二”的损失和《隋书·经籍志》登录时对“文义浅俗，无益教理”部分的删除[7]，公元七世纪时的书籍数量是很大的。其次，从这些目录所载各种部类的书来看，知识与思想已经有了相当多的变化，史部从附庸成为大国，当然显示了这一时代里寻求历史依据与先人典籍已经成为传统，就是表面变化不大的子部，也在显示着悄悄的变化，法家从汉代的10家217篇到唐初的6部72卷，名家从汉代的7家36篇到唐初的4部7卷，墨家从汉代的6家86篇到唐初的3部17卷，纵横家从汉代的12家107篇，到唐初的2部6卷，书籍的湮没和思想的退潮显然是同步的，而数术方技中那些天文、历数、五行、医方之类，虽然著作数量很多，但这些数量已经膨胀了的知识与技术却被统统归并到了子部，这种数量增多与门类减少的反差显示了那五百多年中思想史的一个演变，即这方面的知识与技术依然盛行于世，甚至比过去更加发达，但在观念上它们却在不断地被边缘化，成为知识阶层和主流文化中被悬置的部分，而以文学、历史为主的，也就是今天所说的“人文知识”，却在不断地占据着中心的位置，成为中国知识世界中的主流，这对于中国后来的历史命运有着相当重要的影响。再次，在《隋书·经籍志》中已经提到，却没有详细登录和计数的佛、道著作，此时数量已经相当庞大，以隋代开皇十四年（594）法经所编佛经目录而言，入藏者就已经有1045部3089卷，存目还有881部1140卷[8]，而《隋书·经籍志》所载，则更有1950部6198卷之多，同样，此时道教著作也已经相当丰富，据说北周建德年间，周武帝令通道观道士王延校定道书时，有8030卷之多[9]，当然这里可能有北周道教独盛的背景，也有道教把各种杂书拉入自家门内以滥竽充数的嫌疑，不过，就在《隋书·经籍志》的记载中，道教著作也已经达到了377部1216卷之多，佛教与道教在这几百年间，已经迅速膨胀为与传统的知识和思想世界鼎足而三的两大部门，改变了古代思想的结构。最后，从《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图书与作者来看，在相当多的知识与思想领域中，都出现了互相渗透和互相影响的痕迹。举两个例子，一个是主流文化中的经典之学，在《隋书·经籍志》中可以看到，统一以后北方传统与南方新变在互相影响与交替，比如《周易》有北方延续汉代传统而来的象数之学，也有南方以老庄思想为解释背景的著作，“郑玄、王弼二注，列于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10]，到唐代初期孔颖达为五经作疏，孔氏虽是北方人，却依然用南方盛行的王注为底本；一个是作为生活实用知识和技术的数术方技之学，在佛教传来的同时也带来各种印度的知识与技术，这些知识和技术水乳交融地汇入了中国知识世界，在《隋书·经籍志》中可以看到，天文类中有达摩流支为北周宇文护译《婆罗门天文经》二十一卷，历数类中有佚名译《婆罗门阴阳算历》一卷，五行类中有佚名译《竭伽仙人占梦书》一卷，而医方类中更有摩诃胡撰《摩诃出胡国方》十卷、佚名撰《西域诸仙诸说药方》二十三卷、佚名撰《龙树菩萨药方》四卷等等，思想、知识与技术经过了几百年动荡，已经有了重新整合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