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在讨论老子之学之前，我们来看一看公元前四世纪前后的其他道者的思想。

宋钘、尹文是齐稷下之士，约在齐威、宣、湣王之世，他们的思想资料现在已经所存无几，据先秦的文献来看，大约是采取柔顺和调和的态度平息纷争与避免矛盾，把解决世间一切之根源归于“白心”，即首先净化自己的心灵与精神，抑制自己的情欲，破除自己的固执即“别宥”，这大概是从“天道”即宇宙天地之拱默无为中体验出来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庄子》称他们为“以聏合欢”[29]，而《荀子》却批评他们是“蔽于欲而不知得”[30]。据说，宋钘曾经带领他的门人到处辩论宣传，使人了解人的情欲其实很少，而人常常误以为自己情欲很多，只要能够明白这一点，就可以有克制的心情，他在世道上主张“禁攻寝兵”，以求平息争斗，在人道上主张“情欲寡浅”，对一切都视为自然，所谓“明见侮之不辱，使人不斗”，“设不斗争，取不随仇，不羞囹圄，见侮不辱”[31]，这多少有些与墨子非攻、兼爱、节俭的学说接近[32]，所以《荀子·非十二子》也把他与墨子归为一类[33]。

彭蒙、田骈、慎到一系

那么，彭蒙、田骈、慎到一系呢？从零星的资料看来，他们是较为偏向于反智论的一系，按《庄子·天下》的说法，他们的主张是摒弃人的知识，去除个人的偏执，对万事万物的差异采取相对主义的“齐物”观念，消解一切理性之权威，对生活采取自然主义的“顺情”态度，摆脱一切外在枷锁的束缚，因为理智是有局限的，圣贤也只是一隅之见，而天下万事万物各有其可其不可，就连泥块也有其“道”。据说，田骈曾经对齐王宣讲他的“道术”，而他的“道术”就是以“无政”为“政”，就是“因性任物而莫不当”[34]。而慎到则有过一段寓言，说鸟飞于天，鱼游于海，都是因为其“无知”，若是用智有为，则“必坠必溺”，所以“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济”[35]。“任自然者久，得其常者济”这句话又收在《吕氏春秋·贵因》中，故有学者判定《贵因》一篇本于慎到[36]，在这篇中说到，“夫审天者，察列星而知四时，因也，推历者，视月行而知晦朔，因也”，“因”，就是因循，顺其自然，“天道因则大”[37]，可见慎到就是从“天道”来推“人道”的。在对“天道”的体验中，一方面感受到“道”的广袤无垠而不可把握，深知“物”的丰富多样而难以遍知，于是希望通过一种“弃圣绝智”的相对主义来超越一切或用一种“无可无不可”的自然主义的态度来随顺一切，所以《庄子·天下》说他们是“不顾于虑，不谋于知，于物无择，与之俱往”[38]；另一方面感受到天地有天地的法则，宇宙有宇宙的规矩，于是觉得不必有自己的固执，只要顺其法则就可以得其自然，所以《荀子·解蔽》说慎到是“蔽于法而不知贤”[39]，就是说他蔽于自然法则而不知人的自由和努力，这是彭蒙、田骈、慎到一流的思路的起点。这种思路很容易成为专制主义的基础，因为它否认了个体思考的意义，也消解了更新变革的必要，这一点就是后来由“道”而“法”的转换关节[40]，但是，也要看到，当这种思考成为对理性的权威进行质疑的起点时，它又拥有了一种思想的睿智，即瓦解或消解那些固执的、甚至是专制的话语权力，促使人们从无偏无党的“原初之思”出发，平等地公正地看待一切，也促使人们摆脱现世的具体的得失利害去追寻一种自然与超越的境界，即他们所理解的“道”。

特别值得提出来讨论的，是在后世以不肯拔一毛而利天下著称的杨朱一系。

前面所说齐地出身的道者，与黄帝之学多有学术与思想的纠缠，其思路以及语言表述也常有相近之处，但是，杨朱却不同[41]，关于杨朱的资料，现在大多已经不存，只散见于《孟子》、《庄子》、《吕氏春秋》、《淮南子》等书，《列子》中的《杨朱》一篇向来被认为是魏晋人的伪作，但其中也包含了杨朱的传说，不妨把它们看成是可资旁证的思想资料。

杨朱一系的意义

在战国前期，杨朱似乎是颇受世俗欢迎的，除了他之外也有一些类似的个人主义思想，如《墨子·耕柱》中的巫马子就是一个公然声称“不能兼爱”，而以“我身”为至爱的人，他主张“有我”到了“有杀彼以我，无杀我以利”的地步[42]，《孟子·滕文公》里说，“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并把杨、墨并称，视为洪水猛兽，可见杨朱之学已经与显学并驾齐驱。推想其原因，一方面吻合了那个秩序变动时代中人们普遍的利己心态和实用倾向，一方面切中人类心灵中最为深刻的生存意识，因为它的基点是个人主义的。英国学者葛瑞汉（A.C.Graham）在《道的论辩者》中指出，个人主义“这一哲学赋予上层人士抗拒公众义务及其巨大道德压力的权利，在中华帝国一直存在”[43]，而杨朱的思想就是其早期形态，它仅仅从计算利害出发，与儒、墨都不一样，它不追问人类如何对社会有益或社会如何对人类有益，而是追问：什么真正对个人有益？什么真正对个人有用？所以它提出的是“为我”、“贵己”的口号。据《庄子·骈拇》、《韩非子·显学》、《吕氏春秋·不二》及《贵生》、《淮南子·氾论》说，它之所以“为我”，是因为它确立了人的个体存在的价值，“轻物重生”，“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胫一毛”，“全性得真，不以物累形”。一方面它的思路背后依凭了一个自然主义的合理思想，即“天道自然”，人是宇宙之子，就应当按照宇宙法则来生存，顺应宇宙赋予的生活轨道自然完成生命，即《吕氏春秋·尽数》中所说的，“圣人察阴阳之宜，辨万物之利以便生，故精神安乎形而年寿得长焉，长也者，非短而续之也，毕其数也”，另一方面它的思路包含了一个价值的两分原则，属于外在的是“物”、是“利”、是“彼”，属于内在的是“人”、是“情”、是“我”，前者似真实幻，后者似虚而实，所以他把个人的生命、性情的价值放在社会与群体的利益之上，他们决不入军旅，决不近险地，对于虚幻的名利采取极端的鄙夷态度，如果《列子·杨朱》的记载是早期杨朱一系资料的孑遗，那么我们会看到这样的论调，“凡为名者必廉，廉斯贫，为名者必让，让斯贱”，“名乃苦其身，燋其心”，虚名是一种虚伪，他们对于用礼义与矫情来扭曲自己的方式十分不屑，觉得与其如此不如死掉，当他们意识到生死的寿限，便鼓励一种避世主义和快乐主义，这种人生态度，在《列子·杨朱》中被表述为：“从心而动，不违自然所好”，“从性而游，不逆万物所好”[44]。

被后世概括为“道家”的种种思想可能有一些差异，但是其中表现的共同趋向是，个体生命永恒、精神超越、瓦解理性的束缚，即生命主义、反智主义、超越主义的趋向是很明显的，他们透过对宇宙天地的体验，领悟到的不是可以实际操作的知识而是只能体会的智慧，不是可以计数的“法”、“度”，而是难以明说的个体生命的意义，它们是在理性历史的框架中试图超越历史，在社会生存的环境中试图摆脱社会，杨朱可能就处在这一思路的极端，尽管这一思路在中国一直并不是主流，但它却有时会激动那些与主流意识形态对抗的士人。

在理性历史的框架中试图超越历史，在社会生存的环境中试图摆脱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