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东汉桓帝延熹九年即公元166年似乎是一个富于标帜与象征意味的年头，相当多有意味的事情都出现在这一年中。
这一年，最引人注目的时间当然是第一次党锢之祸。当时的知识阶层似乎越来越不满于世俗权力对知识权力的压迫，在压迫下他们形成一种互相认同的群体，并标榜一种世俗社会绝不可及的“君子”人格，以这种人格与精神傲视世俗的卑微，当时在太学中流传“天下楷模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这句话，而“天下楷模”、“不畏强御”和“天下俊秀”这种品鉴人格的语词背后，就暗示了知识阶层的理想与精神力量试图与世俗观念和政治权力分庭抗礼的取向，一时似乎舆论也很有威力，据史传记载，当时由于知识阶层的“危言深论，不隐豪强，自公卿以下，莫不畏其贬议，屣履到门”[53]，甚至连天子也感到了一种来自文化与知识的压力，在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之间似乎产生了一种紧张与暂时的平衡，一个叫做刘陶的太学生于155年写了一篇上疏，把当时社会的问题归咎于皇帝的闭塞，并提请皇帝想想秦朝的命运，而陈蕃在159年竟然批评朝廷滥用诸侯的权力，还斥责天子蓄养大量的宫女。正是在这个时候，一个非常偶然的契机使这一平衡发生了倾斜，一个被李膺严厉处理的罪犯的学生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于是，政治权力开始了激烈的反击，在天子支持下，“班下郡国，逮捕党人”，没有捉获的，“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54]。这次党锢之祸使“正直废放，邪枉炽结”，也引起了知识阶层的更大规模的群体反抗，几年之后，知识阶层又以若干名士为中心，再一次形成群体，他们以“一世之所宗”的“人之英”、“能以德行引人”、“能导人追宗”、“能以财救人”等品格与精神为评价标准，又推举出“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为自己的领袖，并以这些知识阶层自己的精神权威来对抗世俗社会的政治权威，于是，在汉灵帝建宁三年（169年）又一次遭到朝廷的大规模逮捕与镇压，虞放、杜密、李膺、朱寓、巴肃等百余人都死在狱中，据史书记载，这次镇压波及州郡时，州郡再次扩大，“未尝交关，亦离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六七百人”。从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到灵帝建宁二年（169年），仅仅只有三四年，而在这三四年间的两番打击，对于当时的知识阶层的影响究竟有多大，我们当然无法统计，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一方面它给知识阶层的理想主义带来了阴影，并使知识与权力抗衡的想象彻底幻灭，从而引出个体生存为中心的思路，一方面它使得一批士大夫厌恶了群体认同互相标榜的方式，转而寻求一种更个人性的独立与自由的精神境界。《后汉书》中记载了一件事情很有象征意义，正当范滂等人“非讦朝政，自公卿以下皆折节下之，太学生争慕其风”，大家都以为“文学将兴，处士复用”的时候，而一个叫申屠蟠的文士却看出，这终将引出战国末年处士横议导致有秦“坑儒烧书之祸”[55]，于是他隐于山中，转向了另一种个人超越的路向。而另一个叫刘梁的文士则在普世的结党成群追寻认同的风气中，“常疾世多利交，以邪曲相党，乃著《破群论》，时之览者以为‘仲尼作《春秋》，乱臣知惧，今此论之作，俗士岂不愧心？’”[56]这种与社会风气相悖的思路，已经透露了以群体认同为生存最高价值的观念的变化。更晚些的徐幹在《中论》中更批评桓、灵之际豪门子弟连结成党，权贵互相交往求名的风气，说文士也“莫不相商得人，自矜以下士……营己治私，求势逐利”，表示自己“闭户自守，不与之群，以六籍娱心”的志向，这更预示着一种个人化的理想取向在知识阶层中的弥漫[57]。
正是在这一年，以博学著称的马融去世，马融是代表了东汉博学通才的知识风气的人物，在那个墨守与繁琐的学风中，他象征着“道问学”传统的延续。《后汉书》记载，他著有《三传异同说》，又注释过《孝经》、《论语》、《诗经》、《易》、三《礼》、《尚书》甚至《列女传》、《老子》、《离骚》、《淮南子》，这一著述的范围显然超越了儒家经典，兼及了黄、老道家学说，同时，他“教养诸生，常有千人”，又把这种追求博学的知识风气通过像郑玄这样的门人传续下来，至于他“达生任性，不拘儒者之节”的人生情趣，则又在为人师表的言传身教中影响了后人[58]。在他的身后，不仅出现了郑玄这样博通的学者，而且出现了各各不同的经典诠释者，如杜预、王弼、王肃等改变一代学风，为思想的嬗变提供了资源的学问家与思想家，多多少少都在他与他的著作中接受过启迪，而他的去世，也多多少少象征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在这一年里，还应当提到的是襄楷的上书。在这一年襄楷的两份上疏中，那些以“人夜无故叫呼，云有火光”，“春夏以来连有霜雹及大雨雷”，“山上有龙死”，“星陨为石”等等自然灾异为依据而阐发的政治见解，已经把矛头直指天子及“阉竖”，有的话已经说到极端，“汉兴以来，未有拒谏诛贤用刑太深如今者也”，甚至有的话已经断言“文德将衰，教化废也”[59]，这无疑象征了知识阶层不屈不挠的对政治的批评。但是，从思想史来说，更重要的是在这两份上疏中，第一次在官方的文书中透露了“宫中立黄、老、浮屠之祠”，在襄楷的上书中，我们知道了当时人对黄、老、浮屠的总的看法是“此道清虚，贵尚无为，好生恶杀，省欲去奢”，也知道了当时已有“老子入夷狄为浮屠”、“浮屠不三宿桑下，不欲久生恩爱”、“天神遗以好女，浮屠曰：此但革囊盛血”的佛教知识，还知道了当时有琅琊宫崇所受其师干吉的《太平清领书》一百七十卷，“其言以阴阳五行为家，而多巫觋杂语”，虽然被有司认定“妖妄不经”，但其书已经从民间走入了宫廷[60]，正是这一年，皇帝正式祠老子于龙濯宫。
这是不是意味着思想史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呢？
[1]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第4页，王福明中译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Prasenjit Duara：Culture，Power and the State：Rural North China，1900—1942。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
[2]《后汉书》卷二《明帝纪》，95页。
[3]《后汉书》卷三十七《桓荣传附桓郁传》注引《东观记》，1255页，《五行章句》，《后汉书》作《五家要说章句》，此据注引华峤书。
[4]《后汉书》卷三十二《樊宏传附樊准传》，1125页、1126页。
[5]《汉书》卷七十七，3243—3248页。其实，天子最忌讳的就是执金吾说的“意欲求襢，大逆不道”，思想要与权力对抗，士人要与皇帝分享话语权力，其结果常常如此。
[6]以上见《汉书》卷九十九《王莽传》，4039页、4040页、4048页、4069页。关于王莽的公正评价，参见《剑桥中国秦汉史》，中译本，255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7]如汉光武帝信谶，反对图谶者中，刚直如桓谭者几乎被杀，而稍软弱的如郑兴在对答中就只好委屈地说自己“有所未学”，回避正面的冲突。
[8]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五，61页、62页，世界书局，1939，中国书店影印本，1987。
[9]同上书，卷五《党禁之起》，64页。
[10]《后汉书》卷八十二《方术传上》，2724页、2725页。又，同书卷六十一《黄琼传》引李固“俗论皆言处士纯盗虚声”，可见这并不是范晔一人的想法，早在东汉时已有，2032页。
[11]范滂在接受审讯时说了一句他可能自认为最重要的话，即他的理想是“欲使善善同其清，恶恶同其污”，也就是分清清、浊两大群体的价值高下。
[12]《后汉书》卷七十九上《儒林列传上》，2552页。
[13]《后汉书》卷二十五《鲁丕传》，883—885页。
[14]《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2183页。
[15]特别明显的理想主义情绪表现在背靠思想与学术的文士与背靠制度与法律的文吏之间的冲突上，王充《论衡》中有若干篇，都在讨论这个问题，他认为，“以儒生修大道，以文吏晓簿书，道胜于事，故谓儒生颇愈文吏也”，但是，由于权力的关系，“儒生有阙，俗共短之，文吏有过，俗不敢訾，归非于儒生，付是于文吏也”，于是人们都对实务采取了务实的态度，对知识采取了轻蔑的态度，其实，“儒生胸中之藏，尚多奇余”，可是人们却把他们当做了与文吏一样，“浅深多少同量”，他感到很失望，也很不平。见《论衡校释》卷十二中的《程材》、《量知》、《谢短》诸篇，533—578页。中华书局，1990，1995。
[16]《汉书·董仲舒传》。
[17]《后汉书》卷七十九《儒林列传》，2547页。
[18]《后汉书》卷二十八上《桓谭传》，955页。
[19]《后汉书》卷三十六《郑兴传》，1223页、1224页。郑兴是刘歆所欣赏的人，传称其“少学《公羊春秋》，晚善《左氏传》……同学者皆师事之”，1217页。
[20]《后汉书》卷二十七，935页。
[21]《后汉书》，1235页、1240页。
[22]《后汉书》卷四十九《王充传》，1629页。
[23]《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1972页。
[24]《后汉书》卷五十七《杜林传》注引《风俗通》说，“儒者区也，言其区别古今，居则玩圣哲之词，动则行典籍之道”，这是说儒者以经典为本，但是“稽先王之制，立当时之事”的是“通儒”，“讲诵而已，无能往来”的是“俗儒”，同书卷六十六《贾逵传》也引《风俗通》说，“纲纪国体，原本要化，此通儒也”，但是这种“通”主要说的是古今的贯通，与这里所说的学问的博通还不大一样。
[25]《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说，范升、陈元、李育、贾逵都讨论“古今学”，但直到马融、郑玄，才“古学遂明”。1208页。
[26]如李固、杜乔都是博学之士，《后汉书》卷六十三《李固传》注引谢承《后汉书》说李固“博览古今，明于风角、星算、河图、谶纬，仰察俯占，穷神知变”，2073页；同卷《杜乔传》注引司马彪《续汉书》也说他“治韩诗，京氏易、欧阳尚书”，2092页。可见理想主义的精神领袖都以博学著称，而博学对于一个人的思想地位也十分重要。
[27]这句话出自张衡《应间》，见《张衡诗文集校注》，283页，张震泽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而他本人就是一个例子，崔瑗《河间张平子碑》称他“焉所不学，亦何不师”，“一物不知，实以为耻”，“包罗品类，禀受无形”，见同上书，附录391页。
[28]《论语·卫灵公》，《十三经注疏》，2518页。
[29]《荀子集解》卷一《劝学》，《诸子集成》本，2页；《大戴礼记解诂》卷七《劝学》，131页，中华书局，1983。
[30]《十三经注疏》，1670页。
[31]分见《后汉书》卷六十二《荀淑传》，2049页；卷八十三《逸民列传》，2765页、2774页。
[32]《论衡校释》卷三十，1188页。
[33]《应间》，见《张衡诗文集校注》，279页。
[34]汪继培：《潜夫论笺校正》，1—3页，中华书局，1985。
[35]《抱朴子·喻蔽》，《抱朴子外篇校释》，中华书局，1993。
[36]桂馥《说文解字义证》卷四十九，1330页，齐鲁书社影印本，1987。
[37]《论衡校释》卷二十六《实知》，1079页。
[38]同上书，1076页，又可参见《谢短》中对于儒生的批评。
[39]《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升堂进者五十余生。”又，同传《论》曰：“郑玄括囊大典，网罗众家，删裁繁诬，刊改漏失，自是学者略知所归”。1207页、1213页。
[40]牟润孙《论魏晋以来崇尚谈辩及其影响》一文已经注意到了这种博学之风，但是未能深论，见《注史斋丛稿》，307页，中华书局，1987。
[41]《中国知识阶层史论》，215页，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80，1989。
[42]参见《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2187页。
[43]《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传》，2636页。
[44]《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1474页。
[45]《后汉书》卷八十下《文苑传》，2631页。
[46]《后汉书》卷三十六《张楷传》，1243页。
[47]福井重雅文，中译本，载《国外中国学研究译丛》2辑，257—261页，青海人民出版社，1988。
[48]《后汉书》卷三十二，1126页、1127页。
[49]《后汉书》卷四十三《朱穆传》及注释，1464—1467页。
[50]《后汉书》卷六十《马融传》，1953页。
[51]《后汉书》卷六十八《郭太传》，2226页。
[52]《后汉书》卷八十三，2757页、2755页。
[53]《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2186页。
[54]《后汉书》卷六十七《党锢列传》，2187页。
[55]《后汉书》卷五十三《申屠蟠传》，1752页。
[56]《后汉书》卷八十《文苑传》，2653页。
[57]《中论·谴交第十二》，《建安七子集》，292页，中华书局，1989。
[58]《后汉书》卷六十上《马融传》，1972页。又《后汉书》卷三十五《郑玄传》记载，“（马）融门徒四百余人”。同传又说，郑玄为大将军何进徵辟，“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逃去”，不知是否受了马融的影响，但是，郑玄追求博学通识的学术风气一定是受了他的影响，郑氏在《戒子书》中称，他是受了“在位通人，处逸大儒”之教，所以才“博稽六艺，粗览传记，时睹秘书纬术之奥”，终于“括囊大典，网罗众家”。1207—1209页。
[59]《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1077页、1080页。
[60]《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1082—108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