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思想就在这种思想者的变化中发生着悄悄的变化。一个动荡的时代，常常使人们对既定的价值发生疑惑，时时变动的秩序，则往往使人们对固有的结构产生疑问，“天经地义”本来说的是无需怀疑的道理，但是“天崩地裂”则使这些不言而喻的道理失去了基础。比起过去稳定而安详的时代来，这个时候的人的自由要大得多，痛苦也要大得多。当那些无须论证就可以使人人平静地接受的真理不再拥有权威性的时候，权力对思想失去了强制性的权威，对任何现象和事物的解释就要解释者从头说起，而且要有一套自成系统、自圆其说的道理，于是，权利与思想的分离使思想者不得不重新反思与不断追问，过去体现了秩序与意义的关于宇宙和社会的知识以及体现这些知识的仪式、象征，它的终极的依据和基础究竟是什么？它是“天经地义”吗？

比如，过去看上去天然合理的天象历算星占望气之术，已经不那么具有绝对的权威性了。《左传》文公元年（公元前626年）和六年（公元前621年）的置闰和告朔，就不那么正常了，“闰三月，非礼也”，“不告闰（月之）朔，弃时政也”，诸侯的意志凌驾于历算知识之上了[13]；晋景公可以因为桑田巫不吉祥的预言而杀掉巫；晋献公想娶骊姬，卜不吉，筮吉，卜人劝告“筮短龟长，不如从长”，但他根本不听；崔武子为娶棠姜，卜筮均不吉利，而“史臣”却为讨好而称吉利；卫侯做恶梦，让胥弥赦占卜，卜人不敢直说，只好敷衍，最终逃出卫国，灵龟神策的意志也匍匐于强权之下了[14]；鲁隐公为考仲子这个贵妇举行祭礼时用了诸侯才可以用的六羽六佾；鲁庄公为娶哀姜而违背“女贽不过榛、栗、枣、脩”而用币为贽；郑夫人文芈让楚子在郑之大庙举行天子上公才能举行的九献酒之礼，在庙廷陈列数以百计的祭品及笾豆六品，礼仪制度也开始在强大的诸侯面前崩坏了[15]。

面对这一系列后世称为“礼崩乐坏”的局面，思想者的思想也在发生剧烈的动荡，除了顺应时势的实用性变化外，更有一种理智的思考开始萌生，在春秋末年这种思考的迹象尤为明显。公元前516年，齐国有彗星，齐侯要举行祭祀来祓除不祥，晏子则说，“无益也，祗取诬焉，天道不韬，不贰其命，若之何禳之？”他说，如果天上有彗星是为了扫除人间的污秽，那么，你有不好的行为，就是祭祀祈禳也没有用，如果你没有值得心虚的事情，那么也不必去祭祀祈禳，所以他的结论是“祝史之为，无能补也”[16]，几乎是同时，晋国的赵武也称赞范会，认为，一个人自己德行无亏，那么祝史祭祀鬼神时也不会有惭愧之事，而家中若没有惭愧之事，祝史不向鬼神祈禳也没有关系[17]。可以一提的是子产，从各种文献资料来看，他是一个十分复杂而且有趣的文化人，既精通神话与历史，又懂得鬼神祈禳之术，既开明通达，又神秘谲诡[18]，半是贤臣，半是巫祝，在公元前524至公元前523年间，他一次为心宿二即大火“大为社，祓禳于四方，振除火灾”，但另一次却反对禜洧渊之龙，认为龙斗与火灾无关，不必祭祀祈禳[19]。

很显然，理性的思索开始在过去不证自明的“思想和知识”体系上划出了一道道裂痕，怀疑出现了，怀疑引起思索，思索就给人们带来问题，价值的源头是什么？理性的依据是什么？凭什么人们要相信这些思想与知识？怎样让人们相信你的思想与知识？当时的思索，大约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而正是这三个方面的思索，引出了思想变化的三种趋向。

思想变化的三种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