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人类学上曾经有所谓的大传统（great tradition）与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的概念，这是罗伯特·雷德费尔德（Robert Redfield）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中使用过的术语，他自己说，这两个传统还可以被称为“上层文化和下层文化，民间文化和正统文化，通俗文化与学者文化，除此之外，还可以称之为‘科层文化（hierarchic）’和‘世俗文化（lay culture）’”[4]，但是，当这两个概念挪用到中国古代思想史中时，我们就要有些界定和修改，在分析中国思想时，“大传统”并不专指儒道等经典文化，“小传统”也并不专指乡村社会的民间文化，前者也不一定只是在学校与寺庙中传授，而后者也并不一定只是在乡村生活中传播与承袭。“大传统”在我们这里是一个时代最高水准的思想与文化，其代表是一批知识精英，但它们未必是社会的“上层”，也未必能够成为“正统”，除非他们的知识与权力进行过交融或交易，而形成制约一般思想的意识形态；而“小传统”的人员构成也并不仅仅包括一般百姓，还包括那些身份等级很高而文化等级很低的皇帝、官员、贵族以及他们的亲属，他们并不以文字来直接表述他们的思想，而只是在行为中表现他们潜在的观念，他们并不以思想或文化活动为职业，因而不大有那种思想与文化的焦虑，更注重实际社会和生活的具体问题。所以，在这里我更希望用“一般知识与思想”和“精英与经典思想”这样两个概念，尽管可能这会麻烦一些。

不过，在思想史中却并不能抛开这一部分“一般知识与思想”，一方面，正是这种知识与思想才真正地活生生地支配着人们切实的生活，另一方面，正是这些知识与思想的水准，才是估定一个思想时代人们知识的基准。人们常常过多地把研究的目光投射在精英或经典的思想之中，包括那些历史学家甚至一些人类学家。余英时曾经说到“不少人类学家与思想史家都认为后者（意识形态、下层文化、通俗思想）是从前者（学术传统、上层文化、高级思想）渗透下来的，因此后者往往表现为前者的庸俗化与歪曲……从传统中国的经验看，这个‘渗透’（seeping down）说尤其切合”[5]，但是，这一说法需要重新审视，应当追问的是，那些“高级思想”、“上层文化”或“学术传统”是从何而来的，我总以为，学术传统、高级思想、上层文化等等精英与经典的文化，其背后有一个弥漫并笼罩一切的一般思想背景，其下端有一个依靠教育和熏染传续的经验系统和知识系统，这才是产生它们的基础，文化并不总是“自上而下”地“渗透”的。一般知识和思想，是产生精英和经典的土壤，精英思想可以时断时续，一个天才思想家的横空出世和悄然逝去可能会使精英和经典的思想史出现一个突兀的高峰或低谷，但不一定会使社会中的思想显现一个突变的波动。这种“一般思想”是连续的，因为它与生活相关，它是潜藏于思想世界基盘的历史的主干，并构成绵延不断的知识与思想的历史。当然，正如我在《导论》中说到的，要确定这种思想有相当的困难，因为文字表述的权力常常被精英垄断。“话语”本身就是“权力”，当“文字”的传达使少数思想家的思想成为“经典”，而“经典”又被政治权力供奉于庙堂时，一般思想就只能通过其他途径潜存于历史之中，需要后人通过非文字的仪式、习俗、技术等等来归纳与描述，像战国时代的数术、方技就是如此。

据现代学者研究[6]，春秋战国时期极为活跃并深入一般社会生活的，依然是殷周以来的传统知识，其中包括——

一、与“天”有关的方术，如天文历算、占星望气、式法选择、龟卜筮占、风角五音。它们是以古人对天象知识为基础的，推测宇宙变化，并衍生出来的种种避凶趋吉的方法。例如通过星辰运行的位置、星辰的色泽变化、云气的形状、云气的色彩、天盘地盘的对应关系、时令月日的活动安排、自然界各种声音中的细微征兆等等来判断询问者的活动前景。曾侯乙墓棺椁漆箱的青龙白虎二十八宿图、长沙子弹库楚帛书、放马滩秦简《日书》、睡虎地秦简《日书》，以及马王堆帛书《五星占》可能就反映了这一类方术的内容[7]。

二、与“地”有关的方术，如形法。有研究证明，这类关于地理的知识，除了地理的意味之外，常常兼有本草、博物、志怪的内容，我以为，除此而外，还有趋吉避凶的意义，仿佛后世的《五岳真形图》一样，古代传说中所谓“多识草木鱼虫之名”、“辨方物地形物宜”固然都是实用的知识，但识鬼神奸宄以避灾祸，也是维持人们对于自然世界信心的一个重要支柱，古代的每个人都生活在陌生的大地上，只有熟悉它——哪怕是通过推测和想象去把握——才能有安全感，才能放心地生存与活动，《禹贡》对大地的描述，《山海经》对世界的想象，以及传说中的禹铸鼎象物的故事，就可以反映这一类技术的意义。

天地人：战国方术、数术知识背后的观念系统和神鬼谱系背后的意义架构

三、与“人”有关的方术，包括占梦、招魂、厌劾、服食、房中、导引等等。这些与人的心理、生理相关的技术，很能表现战国时代人们对于自身的认识。人们已经意识到，人追求的理想之一，是个体生命的永恒以及生存状态的完美，但是人们也相信，人常常是生命不能永恒、生活不能完美的。他们相信，外面的世界有鬼怪，内部的世界有魂魄，人的内在身体与外在宇宙同是“气”在支撑其生命，“气”在人的身体内的保存就是一切的根本，按照这种思路，他们相信，人应当靠与鬼神沟通的方术厌劾鬼怪，召致魂魄，还应当借助外物以坚固自身，或与宇宙一样吐故纳新，以呼吸与宇宙交换生命之源。《楚辞》中的《召魂》、《远游》、出土文物中的《行气玉佩》、战国时代曾侯乙墓中所绘的“羽人”、《庄子》中关于古代导引之术的记载，以及近年来考古发现的战国古医书竹简等等，大致反映的就是这些内容。

以上这些知识的三种发生源头是古人对于“天”、“地”、“人”的体验和观察，而人们在对“天”、“地”、“人”的经验、观察、体会中不仅推衍出了一套又一套方技数术，来分别处理“时间”（预测未来吉凶）、“空间”（想象未知世界）与“自身”（感受生命存在），同时也通过想象甚至幻想与比附，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神灵与鬼怪，来分别对应“天界”、“地下”、“人间”，以《楚辞·九歌》与近年发现的《包山楚简》、《望山楚简》等互相参证，可以看到，至少在楚人的心目中，就有一个这样的神的谱系[8]：

战国时期的一般社会成员的精神，就在这“天神”、“地祇”、“人鬼”的世界中生活，通过一些拥有知识和技术的巫觋的指引，他们依靠一套套仪式与天、地、人维持着密切的联系，祈求护佑，躲避灾难，依靠一套套方技、数术与天、地、人互相沟通，掌握生活的技术和知识，探问宇宙、社会与人类的奥秘，同时，他们也依靠一套套象征，把对天、地、人的理解和体会描述下来，传递下去，作为思想的对象，也作为知识的积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