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意幽远：三世纪思想史的转折

二三世纪之交思想与学术风气的转化

东汉光和五年即公元182年，精通六经，又善历算，还精于风角的学者何休去世[1]，十年后，博学而且“好辞章、数术、天文，妙操音律”的蔡邕被杀[2]，建安五年也就是公元二世纪的最后一年（200），最博学多才而且遍注群经，使经学今古文汇为一家的郑玄也去世了，据《后汉书》记载，他去世的时候，孔子曾经托梦给他说，“起，起，今年岁在辰，来年岁在巳”[3]，庚辰与辛巳之交，正好是西历二世纪与三世纪之交，他的去世，象征着一个旧的思想时代的彻底结束与一个新的思想时代的真正开端。

在这个旧与新的世纪之交，思想与学术已经风气渐转。正如我们前面所说[4]，一方面，在二世纪中叶尤其是知识阶层渐渐疏远了那种以群体认同价值为标准的人格理想，转向了追求个人精神的独立与自由。这当然有由于与权力对抗中群体失败的心理阴影的影响，但也是一种对真理绝对性依据进一步追问的结果，因为他们中的一些人开始意识到真理的终极依据并不在“群体的确认”而在于“个人的体证”，人的存在价值并不在于社会的赞许而在于心灵的自由；另一方面，二世纪逐渐滋生的博学通识的知识风气，进一步拓展了思想的资源，这种风气显然是在经典的权威已经确立并笼罩了一切的时代中，为思想寻找一个舒展的空间，换句话说，就是个人的心智与思路如何在“政统”、“道统”以及“学统”并轨合一的时代有一个自由驰骋的天地，东汉的古学之兴与私学之兴，多多少少有一些寻找这种属于知识阶层自己的思想空间的意味。这两方面的风气，恰恰使思想与学术在这一时代转了一个方向，自扬雄、桓谭、王充以来一直蛰伏在主流知识阶层中的追寻独立与自由的思想就开始凸显出来，在更广阔的取资范围中得到了来自道家的思想资源的支持，于是便引出了后来所说的玄学之风的诞生。

“性　与　天道”，儒家话题的终点成为玄学话题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