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当时思想史的一般知识背景，正是这里所说的历算与星占、龟策之预测、仪式之操持，这是在社会上广泛使用并拥有普遍有效性的，由少数文化人掌握的知识和技术，在这些看起来纷纭复杂而且思路并不很清晰的知识谱系中，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完整而且精巧的观念系统的，古人自己未必明确地意识到它的存在，但正是这种“百姓日用而不知”的观念系统，才极其强大而且深深地潜存于人们的心目中，充当了思想的背景，并支撑着一切思想的合理性。

前面我们已经说到过，很早以来，中国人就已经开始有了这样的看法，宇宙是互相关联的一个整体，“天”、“地”与“人”之间有一种深刻而神秘的互动关系，不仅天文学意义上的“天”与地理学意义上的“地”及生理学意义上的“人”乃至政治学意义上的“国”可以互相影响，而且“天”、“地”、“人”在精神上也互相贯通，在现象上互相彰显，在事实上彼此感应。这种观念在春秋战国依然延续着，举一个例子，《左传》昭公四年记载一次冰雹，季武子就问申丰说，冰雹的灾难是否可以抵御？申丰就告诉他，古代冬至时开始藏冰，春天则把冰搬出来，冬天藏冰要藏在“深山穷谷”，这样就可以把阴寒之气锁闭起来，春天出冰，则要对它举行祭礼，这样才能将阴寒之气释放出来，藏冰时要用黑牡、秬黍来祭享司寒，出冰时要用桃弧棘矢奉献神灵，可是，如今藏川池之冰，又“弃而不用”，当然会引发冰雹之灾。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人的心目中，天文知识、祭祀行为、预测技术乃至人们的生活方法似乎是被系连在一起的，它们之间互相感应彼此相配，而这种神秘的关系构成当时人的一种知识背景，几乎没有人可以逃脱它的笼罩，因为它在人们心目中仿佛是无须证明的预设和前提。

我在这里要讨论一下“阴阳”与“五行”的思想。

对称、和谐及交互关联的世界：宇宙、社会与人类的一体化

阴阳与五行

“阴”与“阳”的概念我以为很早就应该有了，从“阜”的字形上看，可能最初它们与地理有关，西周金文中“阴”作、、，《永盂》中有“锡失师永厥田阴易（阳）洛疆”，《敔簋》中有“欲敏阴阳洛”，均指的是水的南北两面，所以《㠱伯盨》有“其阴其阳，以征其行”[13]，《诗经·大雅·公刘》有“相其阴阳，观其流泉”[14]，但至少在殷商西周时代，它就已经与天象发生联系了，卜辞中阳作、，金文中作，所以《诗经·小雅·湛露》中说“匪阳不晞”，毛传说“阳，日也”[15]，大概很早这种具体的“阴阳”就逐渐衍生成相当庞杂的两类相反相成的类名，并与前面我们说过的奇偶数字发生了关系，《周易》中的阴阳两种符号虽然从数字而来，但抽象成阴、阳两个基本概念，说明人们已经有了二元对立的思想，如果《尚书·周官》还有西周的历史的影子的话，那么，“论道经邦，燮理阴阳”这句话似乎透露了，早在西周，“阴阳”就不只表示山水南北方位，而且包括了“见云不见日”和“云开而见日”的天象，包括了单与双的数字，甚至包括了世上所有对立存在的一切事物的总概念，尽管这时也许还没有自觉的归纳和理智的阐述，而只是一种普遍的无意的观念存在。

春秋时代这一观念更加普遍，讨论一种观念的思想史意义，有时也要看它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有效性。在春秋时代，阴阳观念似乎已经是不言而喻的真理，《国语·周语上》记载三川地震，伯阳父就说这是天地之气失其序，而这天地之气并不是具体的风雨晦明阴晴，而是人们想象中两种具有宇宙根本性质的因子，所以他说这是“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把地震归结于川源之塞，把川源之塞系于阴阳失衡，把阴阳失衡与国家兴亡系连，阴阳已经不是具体的名词，所以他说阴阳是天地之气，不能失去秩序[16]。当然，这时的阴阳思想并没有特别明确的理论界说，常常在具体的名词和一般的概念之间徘徊，如公元前644年，有鹢退飞，天陨石，周内史叔兴就说，这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正义引刘炫说，“知事由阴阳，若阴阳顺序，则物皆得性”，就是说这里的阴阳虽然不关吉凶，但却是物之性，包括天地之性，它的变异就昭示了天地万物的变异。公元前541年，在探讨晋侯之病时也有过一次关于阴阳的讨论，医和就说，阴阳是六气“阴阳风雨晦明”中的两气，似乎还不是大的类名，只是自然天象之事，但是，它又同人的生理相关，“阴淫寒疾，阳淫热疾”，似乎又是贯通的抽象概念[17]。可见，“阴阳”概念绝不会停留在寒热晴雨等具体事物和现象之中的，中国古代的思想方式很容易使它贯穿其他感觉上相近的现象和事物，古代中国人认为，“物生有两”，两两相配，“体有左右，各有妃耦”，宇宙的一切都会有“清浊、大小、短长、疾徐、哀乐、刚柔、迟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济也”[18]，因此，终究会形成《国语·越语》中的“因阴阳之恒，顺天地之常”的思想[19]，使阴、阳成为宇宙间的两大基本因子[20]。

阴阳成为宇宙间的两大基本因子

“五行”思想在鲁昭公时代已经很系统、很普遍了

再来看“五行”。在上一编里我曾经谈到古代中国关于数字的思想，指出这种对于某些数字的习惯性使用是很早就开始的，但是，一般学术界都把“五行”思想的来源定得较晚，并且常常算在邹衍身上，如梁启超的《阴阳五行说之来历》、顾颉刚的《五德终始下的政治与历史》[21]，不过，从文献资料上看，尽管“五行”的概念和内容的定型化是比较晚的事情，但“五行”思想却一直弥漫在春秋战国时代，随着人们对一些特定数字的信仰而成为人们的普遍观念。据说五行最初也是与地理有关的，来自殷商人的空间观念[22]，但早已越出了五方的范围，成了一个通用于相当多领域的类名。以春秋时代为例，如《左传》昭公九年记载裨灶对子产论“火”（心宿二）与楚、“水”与陈之间的关系，昭公十七年梓慎论火与宋、陈、郑、卫关系及卫为颛顼之虚，“其星为大水”，可见当时人们已经有了天之五星、地之五方、五方之神的相配观念；而从“陈，水属也，火，水妃也”以及“水，火之牡也”的话语来看，当时人们可能也已经有了五行之间相生相克的说法。《左传》昭公十二年在解释《周易》“黄裳元吉”时曾透露了一个消息，“黄，中之色也”，可见人们也已经有了五行与四方、五色相应的思想；昭公二十九年蔡墨论五行之官为木正、火正、金正、水正、土正，又可见人们已经有了五行与五神相配的传说；再看昭公二十年晏子关于济五味、和五声，“声亦如味”的论述，以及昭公二十五年子大叔引子产语论述“礼”时所说的：“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23]我们可以知道，在比文献明确记载更早的时代里，已经有“五行”思想，这实在是很自然的事情，至少，在鲁昭公时代，这种思想已经很系统、很普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