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理的综合：从《吕氏春秋》到《淮南子》

战国末年的综合趋向：庄子、荀子、韩非的学术批评与《尸子》、《鹖冠子》、《吕氏春秋》的思想融合

“道术为天下裂”，在思想者纷出的时代里萌生出种种深刻的片面的思想，不过，随着历史由分而合，思想也渐渐由分裂转向综合。诸侯之间的战争常常也促进了另一种形式的思想交流，渐次兼并和吞食小国的结果，是使各种地方性的思考汇集到了一起，交通越方便，思想的兼并和融合越厉害。

其实，这种“兼并”和“融合”的趋势，不仅由外在原因刺激而成，更早些时候在知识与思想世界已经初露端倪。有的学者曾经指出，《庄子·天下》的“无物不然，无物不可”的逻辑“就是思想大调合的基础”，因为其相对主义的是非善恶论，把一切恒定和固执都打破了，可以“解放人的心思，破除门户的争执”[1]；还有的学者则认为，《荀子》已经是中国古代思想的综合者，他的思想“不是‘俄而’的‘变故’，而是战国以来思想史汇流于他一身的发展”，对各家学说的批判便是他综合各家思想的基础[2]；也有学者提出，韩非对于“儒分为八，墨离为三，取舍不同”的批评，也是一种“总结”，因为他是根据现实社会的实用与效验，反对儒墨上溯尧舜，各执一偏，无以定权，他尖锐批评“海内之士，言无定术，行无常议”，并指责空言平等的理想思潮，贵生轻物的杨朱主义，放言空论的学士派头，逞勇斗狠的流氓侠客作风，似乎也已经是一种“批评的综合”[3]。不过，以上的说法固然各有各的道理，但不免都有各自的偏颇，庄子希望将“恢诡谲怪，道通为一”[4]，只是瓦解各家的思想壁垒，其中《天下》一篇虽说的是“天下的学术”，但也还是偏于他所关心的非主流的道论各家，并不特别多地涉及儒者之学与其他诸子的社会政治与伦理学说；荀子只是对儒、法等拥有共同社会思想话语的总结和归纳，还没有找到一个使各家各派都通贯于一，并且包容天道、世道、人道的基础，因而“总方略，齐言行，壹统类”的期望与“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天理”的批评[5]，虽然很对却没能实现；至于韩非，也只是以现实利益与实际效验为基础的批评，且不说它过于偏重法制主义，就是这种批评本身，也只是涉及了思想的表层而没有触及思想的依据，换句话说，韩非建立的并不是拥有永恒而深刻的、不言自明的依据，而是一种出于现实考虑的实用策略，当时代变迁，那种立足于“今”的策略就常常不再适用与有效，因为它可能失去它所依赖建立的基础即当时的情势与需要，而思想则凭着其永恒的依据始终是人所思索的话题[6]。

当然，批评毕竟是一种思想的“对话”，在指斥与分析各家学说时，批评者必须进入对方的语境，在这个时候，批评者和被批评者尽管观念与思路大相径庭，但术语、概念却渐次沟通，正如不同语言不能交流而交流必须同一语言一样，批评实际上已经先进行了理解和阐释，而理解与阐释，无论是“正解”还是“误解”，都像语言的翻译一样，是思想者与思想者之间互相渗透与沟通的开端。战国末，这一综合的现象已经渐渐凸显，除了批评之外，如《韩非子》的《解老》、《喻老》为法治寻找“道”的依据，《鹖冠子》以黄帝之学中的太一、阴阳、五行之说充当法势、政治、道德的思路依据[7]，《尸子》以“天地生万物，圣人载之，裁物以制分，便事以立官”的思路沟通自然与法则之间的断裂，将亲情、道德、伦理、法律、制度串在一道[8]，以天地五行四时八极诸神及燧人、伏羲、神农、黄帝、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的传说给思想寻找宇宙与历史的依据，给渊源歧异的学说作综合的解说[9]，基本上都是这一趋势的产物。

当然其中最重要的是《吕氏春秋》[10]。

《吕氏春秋》对各种思想的规范与兼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