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并不是说在传世文献中没有记载，在现存的文献中我们也能看到，除了黄老之学与儒家之言外，当时的民众还有种种其他的信仰与思想。据《史记·封禅书》和《汉书·郊祀志》的记载，从战国末到秦汉时期，各地有种种的祭祀存在，如齐地祭八神将，包括天主与地主，兵主，阴主与阳主，月主与日主，四时主，“皆各用牢具祠，而巫祝所损益，圭币杂异焉”[3]，秦地则祭名山大川大冢星辰神祇，如崤之东有名山五，大川二，华之西有名山七，大川四，另有小山川、四大冢、日、月、参、辰、南斗、北斗、荧惑、太白、岁星、填星、辰星、二十八宿、风伯、雨师等等，其中最尊崇的是四畤之上帝，“太祝常主，以岁时奉祠之”，最小的是杜主，“故周之右将军，其在秦中最小者也”[4]，而楚地则从《九歌》和望山、包山楚简中知道，又有东皇太一、云中君、大司命、少司命、河伯、山鬼、湘君、湘夫人等一套完整的祭祀对象[5]，到了汉代，出身楚地的刘氏仍然因袭这些祭祀习惯，并对各地信仰采取了兼容的态度。据《汉书·郊祀志》的记载，对于梁、晋、齐、秦的祭祀传统，官方仍然准许，甚至连祭秦中（二世）的祭典也同样默认，只是对秦代最重要的四畤之上帝加以修改，加上了北畤，立了黑帝祠，变成与五行、五色、五方相配的五帝祠，但仍然“悉召故秦祠官，复置太祝太宰，如其故仪礼”[6]。时间的流逝与政权的更迭，并没有打断传统信仰的传承，在这广泛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普遍信仰中，古代祝、史、卜、宗一流文化人还在掌握一定的思想与知识的权力。

信仰维系需要一套知识与技术

信仰维系需要一套知识与技术，在那个时代，风角与堪舆，占星与择日都在流行的技术之中，褚少孙补《史记·日者列传》末有一段记载说，汉武帝时曾经召集各种流派的占卜专家来讨论“某日可取妇否”的问题，这说明汉代的巫者对世俗行事的影响力，也说明占卜技术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虽然由于这次“五行家曰可，堪舆家曰不可，建除家曰不吉，丛晨家曰大凶，历家曰小凶，天人家曰小吉，太一家曰大吉，辩讼不决”[7]，惹得汉武帝大为恼火，便运用了政治权力宣布“避诸死忌，以五行为主，人取于五行也”，但是在一般民众乃至上层贵族中，仍执着地相信几乎所有的这类知识与技术，马王堆帛书中有一篇《刑德》，就是五行家的技术记载，它以“德”配天干，“刑”配地支，以刑、德在分别六十甲子中的位置及搭配来预测吉凶[8]，双古堆汉简《周易》，便是实用的占卜之学，它以各类事情分系各卦爻之下，为占验者提供了种种分类检索、查看吉凶的便利[9]，各地出土的各种式盘，则显示了当时人对天地之间的运行轨迹以及其与星宿、方位的对应关系之于人间祸福的预见的崇信[10]，这种普遍的知识不仅支撑着一般平民的生活信心，也同样影响着帝王与贵族的心理，像汉武帝，“尤敬鬼神之祀”[11]，所以才会有李少君的祠灶、谷道、却老方，谬忌的祭太一坛，少翁的召致鬼神；像诸侯王，江都易王“信巫祝，使人祷祠妄言”[12]，衡山王“求能为兵法候星气者”[13]，所以《春秋繁露》卷十六才会有认认真真的祭天求雨的记载，如春天：

暴巫聚蛇八日于邑东门之外，为四通之坛，方八尺，植苍缯八，其神共工，祭之以生鱼八，玄酒，具清酒膊脯，择巫之洁清辩利者以为祝。[14]

要斋戒三日，要再拜陈辞，要奉上牺牲，要舞龙祈祷，这些仪式和象征，以及仪式与象征背后所承负的意义，始终就是支撑自信心和赋予合法性的来源，例如从天象星历中寻求人间问题正解的占星望气术，例如从五行五色五方的象征中获取权力合法性的“受封必受土于天子之社”的仪式[15]。至于民众之中，这套知识与技术则应当更为普遍，正如《风俗通义》卷九所谓，“财尽于鬼神，产匮于祭祀”，据说汉代民间祭祀石人，曾经弄得“辎辇毂击，帏帐绛天，丝竹之声，闻数十里”[16]。

帛画与画像砖中的三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