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类书和经典注疏中所见七世纪中国知识与思想世界的轮廓

目录、类书及经典注疏作为史料在思想史中的使用

要对一个时代的知识与思想世界作一个大体的描述，实在是很困难的，特别是经过剧烈变动之后的七世纪。不过，也有一些可以变通的办法，就是从当时的目录、类书和注疏中大体归纳这个世界的轮廓。古代知识和思想的大部分记载在图书中，而古代的图书则往往集中在官方，官方的图书登录在一些图书目录中，从目录中可以了解当时知识的大致范围，还多少可以判定那个时代的阅读范围，也可以大体感受一下当时人的阅读兴趣，所以古代中国很早就有从目录之学中“辩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传统，也有人把这种目录之学干脆就说成是学术史的滥觞或源头；古代的类书把当时人能够搜罗的文献按类编排，所谓“区分胪列，靡所不载”说的就是这种体裁，可能最初的想法只是为了文人“獭祭鱼”式地采撷典故与词藻，但结果却是产生了有如当今百科全书的类书，不过，很少有人把它用作学术史或思想史的资料，其实，这种“巨细毕举”而“不加筛选”的形式本身，就是省却了主观意图的，由本来面目直接陈列的资料陈列，而它特有的分类方式，也恰好显现了当时人的心目中，对他们面前的那个世界的分类，而分类正是思想的秩序；至于注疏，由于它是对经典的解释，无疑象征着对最具权威的知识与思想的理解，在古代中国，经典不仅意味着主流的思想，而且还是普遍的知识，大凡受教育的人都首先接受着这种经典的教育，他们的知识最初就是从这里开始，多识草木鱼虫之名和懂得忠孝礼智之义，是童蒙之学，也是注疏的目的，也是大部分古代文化人的知识和思想的底色，注疏给从小学习它的人们提供了相当丰富的知识与思想，也借用经典的权威，无形中规定了知识与思想合理的边界。

武德七年（624），号称“可以折衷古今，宪章坟典”，荟萃了各种文献的《艺文类聚》编成[1]，贞观十六年（642），“五经正义”即《周易正义》、《尚书正义》、《毛诗正义》、《礼记正义》、《春秋左传正义》定稿[2]，显庆元年（656），著录南北朝时代藏书历史以及唐代官方实际藏书的《隋书·经籍志》修成[3]，恰恰在七世纪中产生了这些相当典型而且流传至今的图书目录、大型类书和集大成的注疏。这些文献的出现既是那个融合、汇通和总结时代的结果，也是描述那个知识与思想相对稳定和定型的世界的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