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首先应该指出的是汉字的象形以及古代中国人感知事物具体性的传统的形成。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这种象形文字当然是从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上古三代，人不可能一下子就产生高度概括的、一般的“类”概念，他们对于外在世界纷纭事物的认知是从具体的形象的个体开始的，如“犬”（）、“豚”（）、“鱼”（）、“人”（）、“日”（）、“月”（）等等，本来都是具体的，据列维-布留尔说，“所有社会集体的思维愈接近原逻辑的形式，‘心象—概念’在它里面的统治地位就愈强”，这里的“原逻辑”是指人类早期那种门类、因果关系并不很清晰，常常由联想和譬喻来表述现象与事物的思维方式，而“心象—概念”可能就是布留尔自己所说的“作为一种画面的仅仅容许有限的概括和初步的抽象的”，丰富而具体的语词[3]。如果我们不去过多计较布留尔把原始与现代、东方与西方对立的分析思路，那么我们可以同意的是，越是早期的思维，越具体而细致，一方面“几乎没有符合一般概念的属名”，一方面“表示人或物的专门用语又非常丰富”，文字作为语言的记录符号也是如此，早期文明时代的文字符号表明，古代中国人也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中国绵延几千年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更强化和巩固这种思维的特征。如果按照唐兰的说法，大汶口陶器上的刻符是文字，那么至少其中有四字可识，因为它们都是具体的象形或以象形为基础的会意字：

（音忽），象花朵状[4]。

（斤），是短柄锛。

（戉），是长柄斧。

或（炅，音热），山上日生火，日下火[5]。

像丁公村的陶文，周策纵和饶宗颐也认为其排列成行，显然表达了一定的意思，而且十余字基本可以通释，其中好些字也是很具体和形象的图形文字，它们反映了古代中国先民习惯的具体感知和具象表达。但是，早期文字资料不足，我们不妨以比较成熟了的甲骨文为例来讨论这一问题[6]。的确，古代的汉字中，显示当时人对于具体世界所习惯的直观感知和形象表达，比如牛，有“”（《甲》525）、“”（《粹》39）、“”（《乙》3331），“”（《甲》636）、“”（《甲》387）、“”（《乙》8810），“”（《后》上25.10）、“”（《宁沪》1·281）、“”（《前》4·21·5），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的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有“米”（，《后》上25·9），“稻”（，《乙》2593，，《录》146）[7]，“禾”（，《甲》191，，《京都》2983），“黍”（，《甲》2999，，《甲》2665），“来”（，《戬》37.4，，《甲》2123），麥（《甲》1218，，《明》1966），以及“”（、，音梨），“粢”（）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一类[8]。

问题并不仅仅在于古代中国文字的象形性，还应该注意的是这种象形性绵延不绝地使用及其对古代中国思想世界的影响。《老子》曾说“始制有名”，语言文字是把面前这个世界呈现给我们看的一套话语系统，每一种语言和文字都以一种既定的方式来描述和划分宇宙，使生活在这套话语中的人在学会语言文字时就自然地接受了它所呈现的世界。与世界其他文字系统相比，汉字的书写方式是唯一没有发生过质的改变的，如果我们同意思想是以语言和文字进行的，而且相当重要的文明依靠语言和文字传递，因而文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一种言语系统，那么，我们就会同意，以象形为基础的汉字长期的延续使用，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中国文明的连续意味恰好就在这里。我们不妨看一看几千年的中国，对于文字似乎总有一种神秘和崇敬的态度，从文字象形中进行训诂，到由文字象形进行联想式的意义解释[9]，从借用文字象形而构造神秘图符[10]，到由文字的形状构造来预测吉凶，在“大传统”和“小传统”中，文字对思想的影响处处可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