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其次，宇宙时空的结构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更加系统化的趋向。前面说到，这种关于中央与四方、关于道之演生的观念，本来一半来自实测的经验，一半来自揣摩、推理甚至想象。不过，在战国思想世界中，一种可以解释一切——即使是似是而非地解释一切——的学说似乎比具体验证与操作的知识更重要，因为一个迅速膨胀与变化的时代亟需要一种学说来一劳永逸地说明周围世界的现象。
《史记》对于邹衍的记载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他说邹衍“乃深观阴阳消息，而作怪迂之变，《终始》、《大圣》之篇十余万言。其语闳大不经，必先验小物，推而大之，至于无垠……”[27]，据这一段话中的“先验小物，推而大之”，我们知道，齐国的邹衍是采取经验和推理的扩张思路来描述世界的，正如日本学者金谷治所说，他的“推”的思路是他的方法，是从已知推导未知，由经验的事实推导未经验的未知世界[28]，而“先验小物”是它的基础，一方面在空间上是经验的放大，如想象世界时先列举中国的“名山大川、通谷禽兽、水土所殖，物类所珍”，然后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不能睹”，另一方面在时间上是理论的推衍，如根据当时流行的阴阳学说，探寻“阴阳消息”，当然还牵用“五德终始”，一直追寻到“天地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的源头，同时，以论述自然天地的阴阳五行理论来推论其他领域的问题[29]。
按照邹衍的理论，大地不再仅仅是“九州”，如
型的覆槃，他把这“九州”再往外扩充放大，变成九个“九州”，又把这九个“九州”再往外扩充放大，变成八十一个“九州”，他说，“儒者所谓中国者，于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耳，中国名曰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为州数，中国外如赤县神州者九，乃所谓九州也。于是有裨海环之，人民禽兽莫能相通者，如一区中者乃为一州，如此者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30]。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早期的“九州”说并没有被邹衍否定，邹衍在思路上实际是沿袭了“亚”或“井”字形宇宙观念，只不过是把它“推而大之，至于无垠”，想象和推论出所谓的八十一州和大瀛海[31]。在思想史上，我们可以认为邹衍的意义是象征了古代中国的空间意识在放大，虽然这种放大是传统的延续，因为它还是沿用着“九州”与“地若覆槃”的空间格局的思路[32]，但是这也表明人们试图用思想扩充空间，来解释日益扩大的关于世界的知识。
对于后世政治意识形态影响至深的是“五德终始”说，这是关于时间的一种历史观念。前面说过，古代中国，至少在战国之前，“五行”说就很流行，但是它多数是用于空间的平行分析，如以金木水火土为宇宙结构之基本元素，以五色五音五味甚至五脏、五官与之系连等等，这已经是战国时代的共识，是不言而喻的知识。但是，在春秋后期以来，似乎逐渐滋生了一种循环轮转的有时间意味的五行次序[33]。
把知识从已知领域推向未知领域，本来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思路，在古代中国似乎最被广泛推衍的就是五行，《孙子·势篇》与《文子·道原》有一段几乎一模一样的话：
声不过五，五声之变，不可胜听也。色不过五，五色之变，不可胜视也。味不过五，五味之变，不可胜尝也。[34]
同样，五行不过金木水火土，但按照古人的想法，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就是五行的排列组合，在这里包含着古代中国的一种思维方式，即“归纳”和“推衍”，《孙子》所说的“治众如治寡，分数是也”，就是先拆分丰富的现象，然后用“数”来归纳，而最后又以“数”来向各个领域推衍，也许这种思路在齐地很流行，《管子》中的《宙合》、《四时》、《五行》就反复提到这种五行相次运转、执掌季节变化以配五音五色的说法，例如从甲子开始的七十二天属“木”，逢丙子开始的七十二天为“火”，逢戊子开始的七十二天为“土”，逢庚子开始的七十二天属“金”，以壬子开始的七十二天属“水”，一年分属五行，看上去似乎也很整齐而且合理，这就是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的，以“数”来统御一切知识、在思想中整合宇宙现象的方式。
邹衍就是继承了春秋晚期以来的思路，把五行之说挪用和推衍到了时间的纵向方面，用于时间（历史）和变化（终始），于是便有了所谓的“五德终始”，他提出：
五行相次转用事，随方面为服。[35]
五德从所不胜，虞土、夏木、殷金、周火。[36]
把知识从已知领域推向未知领域，本来是一种合情合理的思路，在古代中国似乎最被广泛推衍的就是五行
从一些零星的残篇来看，邹衍是把人类历史尤其是政治史看成是一个不断循环的过程。每一个历史时期的权力拥有者都必须与一种“德”，即与金木水火土相应的五种特质中的一种相匹配，才能获得其取代并存在的合理性和权威性，而这一时期的权力一旦获得“五行”之一的认可，便不仅拥有与这种元素相关的性质或特征，而且也必须遵循与恪守这些性质或特征，否则就有悖“天道”。每一个历史时期都是前一个历史时期的胜者和后一个历史时期的败者，仿佛这种“变革”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就像五行中的木克土、土克水、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一样，这就叫“从所不胜”。《史记·历书》记载说，战国时天下大乱，心思都在“强国禽敌，救急解纷”，谁也顾不上观察天象制定历律，“是时独有邹衍，明于五德之传而散阴阳之分，以显诸侯”[37]，我很怀疑这也包含了邹衍对于早期王朝文化史的观测，很可能是他以古代人的好尚风习（如色彩、方位、生活习俗）比附并推衍于阴阳五行，因为“五德”是依据阴阳变化运转而来的，阴阳变化运转又正属于“天之道”，有了“天道”的背景，他的理论就具有不容置疑的权威性。于是，这一看上去有宇宙依据的历史观念在中国极其流行，据《史记·封禅书》记载，首先是秦始皇采用了它，把自己的王朝定为“水德”，以承继和克制周朝的“火德”。
无论是“八十一州”还是“五德终始”，除了它现实实用的意味之外，在思想史上都可以视为战国时人对宇宙时空的一种思路。战国时人对时空的思考已经超出了一国一地的具体实测与计算，但是其技术水准又不可能对大地或天空进行广泛实际的测量和观察[38]，他们的思维水平已经深入到了追问历史起源的地步，但又不可能理智地对人类历史进行公正冷静的描述，所以往往先以经验把世界纷纭的现象归纳为基本的“数”，在这些推测和想象中得到一些笼统的观念，并以此作为基础对更广泛的世界再进行由此及彼的推测和想象，这就是“推而大之”的方法。《易传》可能也是这一思想方式的典型例证，它先是把天地间一切归纳为“阴”和“阳”要素，再将万事万物归纳为阴阳化生的八类，即“天”、“地”、“雷”、“风”、“山”、“泽”、“水”、“火”，又将这八类配以八卦，再从此推衍到一系列的现象和事物，如——
乾为天，为圜，为君，为父，为玉，为金，为寒，为冰，为大赤，为良马……
震为雷，为龙，为玄黄，为旉，为大涂，为长子，为决躁，为苍筤竹……[39]
这就是《系辞下》所说的“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40]，这种对宇宙时空的推测与玄想，按照后来《盐铁论》中大夫的说法，是邹衍“疾晚世之儒墨，不知天地之弘，昭旷之道，将一曲而欲道九折，守一隅而欲知万方，犹无准平而欲知高下，无规矩而欲知方圆也，于是推大圣终始之运，以喻王公列士，中国名山通谷以至海外……”[41]，用今天的话来说，邹衍一类人是在追问宇宙时空的奥秘，并试图以此来显示儒墨局限于现世是非曲直的弊病，为思想提供宇宙时空的最终依据。
邹衍追问宇宙时空的奥秘，以此显示儒墨局限于现世是非曲直的弊病，为思想提供宇宙时空的最终依据
最终依据：天道与人道或哲理与道德的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