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汉字归类与中国思维的分类原则

其次是作为“词”的汉字的衍生和分类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对于世界的知识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似乎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很多人相信，在古代中国，“文”是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即章太炎所谓的“初文”，从这些“初文”之“根”上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就滋蘖出“字”，“字”的本来意义就是“生”，而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看成只是属于一个“部首”，但在古人心目中这个部首的这些“字”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就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在甲骨文中，指事、会意字已经不少，而形声字已经占了百分之二十，而越到后来，这一类合体字在整个汉字中的比例就越大，郭宝钧曾经统计过《金文编》中衣、食、宀三部之字，指出甲骨文中衣部只有一个“衣”字，但金文中已经有了12个从衣之字，而《说文》更增至116字；食部之字，甲骨文中仅有“食”字，到金文已有10字，《说文》中有62字，宀部之字，甲骨文中有家、宅、室、宣、向、安、宝、宿、寝、客、寓、宗12个字，但金文却有36字，《说文》则有70字，可见“形声的方法已成为金文期独占优势惯走的道路”[11]，而到了秦汉间已经成为中国字的主体[12]。在这些“字”的滋蘖过程中可以看出，中国人思想中的世界图像是如何被人的感觉整齐化的。至少，在汉字的同偏旁的形声以及会意、指事字中，我们可以知道，古代中国人的“分类”观念与西方的、所谓近代的“分类”观念有一些不同，他们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并以此表象作为现象与事物分类的依据。如那些象形字对一类事物的描摩，本来就是凸显其形象的特征，而指事字对于需要格外凸显的特征更给予特别的提示，而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它们以什么“文”为意符即归类的依据，“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所联系，使人们一看之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但是，这种归类的思路，却常常从其可以感知的表象出发，产生相当广泛的联想，从而使文字中的“类”并不像现代意义上的门类种属那样有分类学上的依据，却常常凭着对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以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例如“木”（）作为“类名”，本来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在“木”为意符的字中应该都是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是实际上，在汉字中，“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以树木为原料的建筑部件及各种用具，如“柱”、“楹”、“杠”、“栅”，还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集”（木弱貌）、“枖”（木少盛貌）、“朵”（树木垂朵朵）、“枉”（衺曲貌）、“柔”（木曲直）、“枯”（槁也），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有关，但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也），“杳”（日在木下，冥也），特别是“东”，本来是“日在木中”，象征太阳初起的方向，“木”最多是一种背景，但也因为一种联想，而归入了“木”一类，也许就是因为如此，在后来的五行思想中，人们就把“东方”与“木”也连在了一起。同样的例子还有“火”，在汉字中，归入“火”类的字中，有“火”的状态，如“烈”（火猛）、“烝”（火气上行）、“颍”（火光）、“㷳”（火色）、“爚”（火飞）；有“火”的用法，如“熹”（炙也）、“煎”（熬也）、“炮”（毛炙肉也）；也有用“火”的各种行事，如“”（灼龟不兆，读如焦）、“炼”（铄冶金也）、“焚”（烧田）；还可以有“火”的产物、效果、感觉以及其他有关的东西，如“烟”（火气也）、“炳”（明也）、“炜”（赤盛也）、“光”（明也）[13]、“热”（温也）、“焙”（旱气也）、“黑”（火所熏之色），于是“火”与现代分类上的属于物理学的属性如热、明、干乃至黑色，都系联在一起，构成了中国古代的“类”概念。

这种“类”观念的形成和定型是一个极漫长的过程，也许漫长到跨越殷周两个朝代的千余年间，甚至更长，而这种书面文字中的分类与思维世界中的分类有相当的关系，至少它会影响使用这种文字的人的思想。这种文字衍生的路径常常与人对外部世界的思路一致，如父亲的“父”字，甲骨文作、，是手中持杖，象征一家或一族之长应有的权威，所以作为官员职名的“尹”（）字，作为首领名称的“君”（）字，都是从此而衍生出来，意义的延伸也很清楚，又如“彳”这个字，本来是象形的通衢大道（行），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如“從”（，《京津》1372），像人相从于道（行），“御”（，《前》2·18·6），像人执马缰于道（行），“徙”（，《甲》528），像人之双足行走于道（行），基本是从“道路”中引申而来。但是，当汉字衍生的理路和分类的现象被人们当做既成事实接受并习惯时，汉字的分类有时也会影响人们对事实世界的理解，如“役”（，《前》6·12·4），在甲骨文中本不从“彳”，但当它在后世以“彳”为义符，使人觉得它象征着从役之人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又如“徹”（，《前》2·9·5），甲骨文本是撤去食器，但人们常常会以为这个“徹”与贯通的大路有关，显然人们都凭着想象在“彳”这一类中对它的意义重新进行了理解和整合，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人们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

各种纷纭复杂的现象世界在思想上的分类，在古代中国不仅常常可以通过联想、借助隐喻，然后由表示同类意义的意符系连起一批汉字，也常常可以由一个汉字的内涵延伸贯穿起一连串的意义，使它们之间似乎也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以几个在后世思想史上极为重要的概念为例。第一个是有无的“有”字，有学者指出，殷商卜辞中以“又”（）表示“有”，已经是引申义，本义是右手，从右手的便利，到佑助，再到“有”，这是文字意义的延伸，但是殷商之“又”，是暂时的领有，最多是神明的护佑，而在西周金文中孳乳出“有”，是从“又”从“肉”，表达了对实际的领有，“是清晰地可以由人们意志所把持的”，于是从“右”、“又”到“有”，在文字的衍生中意义也在延伸，而它们在字根上又都与右手的“又”保持了一种“类”的关系[14]。第二个是后世演生出极丰富涵义的“理”字，据说它从“玉”得义，应该是属于与“治玉”有关，段玉裁注《说文》时就引《战国策》说：“郑人谓玉之未理者为璞，是理为剖析也”，但是在实际的实用中，它被引申为把土地分成小块，正如《诗经》中《节南山》的“我疆我理”、《绵》的“迺疆迺理”、《江汉》的“于疆于理”[15]，如果说这还没有越出“剖析”的意义，那么，段玉裁下一个解释就开始越出界限，“凡天下一事一物，必推其情至于无憾而后即安，是之谓天理，是之谓善治，此引申之义也”，从“天理”再联想下去，万事万物都有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得其分则有条不紊，谓之条理”[16]，于是这个“理”字就贯通了相当多的领域，成了一个共同的概念，当人们用它来理解现象与事物的时候，人们很容易就会把“玉”的纹路、土地的沟洫、文章的气脉甚至牛羊的肌骨等等联想在一起，变成一套互相贯通的隐喻系统。

汉字句法与中国思维的逻辑特征

怎么想与想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