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

佛祖西来？

在唐代禅宗语录中有一问非常普遍，即“什么是佛祖西来意？”可能，从相当早的时候起，佛教从西域传来就已经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历史事实，而这个学术判断在现代的佛教史研究者中也仿佛得到了相当的支持，除了梁启超、伯希和等少数学者外[1]，大多学者都相信佛教东传的路线和古代丝绸西去的路线是重叠的，诸书记载中的汉明帝永平求法于大月氏，以及更早的伊存传法，稍后的安清译经，连同考古发现引起的对大漠驼铃、凿孔建寺的想象，仿佛也都证明着公元一世纪中叶佛教通过中亚和西域传入中国的故事。所以，白鸟库吉就斩钉截铁地说佛教“传入的道路只有一条，即见于《汉书》之所谓‘罽宾乌弋山离道’”[2]。二十世纪两本最出色的早期中国佛教史著作都接受了这个意见，三十年代，当汤用彤撰写《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时，就捎带着把梁启超和伯希和批评了一通，说“佛教入华，主要者为陆路……据此，则梁任公谓汉代佛法传入先由海道，似不可信也。……而法人伯希和谓早期佛教有扬子江下流教派与北方教派之分，亦均不可通之论也”[3]，五十年代，当许理和（Erich Zürcher）撰写《佛教征服中国》时，依然坚持着这一传统的说法，在它的第二章《历史概观》中就说，“虽然佛教究竟什么时候传入中国的还不是很明白，但它从西北逐渐地向中国内地渗透却是无疑的”，并且还具体地说，传入的路线就是沿着丝绸之路的南北两路，经敦煌通过甘肃走廊到达关内即中国北方[4]。

不过，古代中国历史上总是有很多风景隐藏在幽深的地方，只有考古发掘到达那些隐秘处，重重的帘幕才可能被揭开。尽管佛教从西域传入的路线得到相当多的文献的支持，是不言而喻的历史存在，但是不可忽略的是，早期中国与印度之间可能还存在着另外的通道，随着商人贸易，这种信仰可能会从各种途径向中国渗透。例如佛教从南方海路传来，过去梁启超的这一说法，在近年就得到一些考古资料的支持和历史学者的呼应，研究佛教传播史的学者无法忽略这些相当丰富的历史现象[5]；又例如佛教从西南通道传来，过去伯希和这种基本不为人支持的思路[6]，由于有关于西南丝绸之路的历史与考古系列研究作为背景[7]，也不能不让人对它稍加留意，既然在殷商时期就可能有云南向中南亚交通的通道，那么为什么佛教不能从那条通道向中国传播？俞伟超曾经在《东汉佛教图像考》中曾经列举有关汉代佛教考古资料，有内蒙和林格尔小板申一号墓壁画中的“仙人骑白象”与“舍利盘”，有山东沂南画像石墓八角擎天柱上的佛像，有山东滕县画像石上的六牙白象，有四川乐山麻壕和柿子湾崖墓的佛像，有四川彭山崖墓的一佛二菩萨像，有新疆民丰尼雅遗址墓葬中的腊缬绵布上的菩萨像[8]，此外加上著名的连云港孔望山摩崖造像，这些大体都出现在东汉中后期的佛教资料并不都在自西徂东的主干道，而是分布在各个地方，是否暗示了佛教传入在当年就有多种途径呢？比如连云港孔望山摩崖佛像是否可以让人稍加留意海路传来的可能性？四川乐山、彭山的考古发现是否可以使学者对于西南传入说多一些同情？当然，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山东沂南画像石上的佛像，则可以说明佛教从西域传来的传统说法，也具有很多的考古证据。

佛教传入有多种途径

倒是这些考古资料在时间上的相近，可以帮助我们大体推算和确定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既然佛教比较广泛地在中国传播，大约就是在这些画像的时代即东汉桓、灵之际（147—189），那么，揆之情理，佛教最初传入中国约在东汉明帝时大概是可信的。过去，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论也相当多。有时，层层叠加积累的历史记载，会把事情搅得真假莫辨，像汉明帝梦见神人，于是遣使于大月氏写经求法，见于《四十二章经》，又著录于《出三藏记集》卷二[9]，到了《历代三宝记》，又记载了“秦始皇时，有诸沙门释利防等十八贤者赍经来化”的传说[10]；有时，关于一个历史文本的不同考察，也会把事情弄得非常复杂，比如佛教入华的关键性文献之一的《牟子理惑论》，伯希和（P.Pelliot）认为是二世纪末年的作品，马伯乐（H.Maspero）则认为它可能出现在二至四世纪之间[11]，松本文三郎则举出四条证据，力主它是东晋以后才问世的伪书[12]，梁启超则用了委婉的语气说“窃疑此书为东晋刘宋间人伟作”[13]，余嘉锡则极力主张说，“记佛法初入中国事者，莫古于此书”[14]，于是，《牟子》的真伪连带着佛教入华时间的早晚也就成了问题，至今未有定论。

现在，我们暂且把这些争论放在一边，因为历史记载和考古发现已经使我们可以相信下面这样一个事实，即大体上，佛教在公元一世纪已经传入中国，而且在一两百年间，就传播到了相当广的地区，这一事实将改变以后整个中国思想史的进程。

早期一般思想世界中的佛教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