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获得宇宙论的支持无疑是使方术一类知识获得权威与信仰的一个重要途径，不过，这还不够，在汉代儒家经典已经成为知识主干并被官方立于学官之后，获得经典系统的支持则是它获得权威和信仰的另一途径。我们知道，在汉之前，就已经有了以六经为知识渊薮与真理依据的观念[55]，因为这些经典不仅是“先王旧典”，有悠久的历史与辉煌的来源，而且它确实包含了相当丰富的内容，也留下了相当广阔的解释余地，《礼记·经解》曾经说，温柔敦厚是“《诗》教”，疏通致远是“《书》教”，广博易良是“《乐》教”，絜静精微是“《易》教”，恭俭庄敬是“《礼》教”，属辞比事是“《春秋》之教”，但是实际上可以阐释的空间决不止此，《史记·太史公自序》中就说五经中包括了天地阴阳四时五行、经济人伦、山川溪谷乃至草木鱼虫等等，而《易》长于变，《礼》长于行，《书》长于政，《诗》长于讽，《乐》长于和，《春秋》长于治人，不止是精神与人格，还涉及了宇宙、政治、自然、社会各个方面。所以，“经书标准性内容，对于人类精神所支配的种种生活来说，无论在内在的道德教化层面还是在外在的实际应用层面，都是广泛普遍的依据”，“在中国精神史上，经书拥有本质的意义”[56]。这种情况，在西汉以来更为明显，《汉书·夏侯胜传》记载，夏侯胜曾经自信地对人说：
士病不明经术，经术苟明，其取青紫如俯拾地芥耳，学经不明，不如归耕。[57]
这表明经典之研读，对于文化人来说，已经不仅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学术，而且还是一种政治意义上的知识，它与“青紫”即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关系已经使它具有天经地义的垄断地位与实用性质，同书《匡衡传》则记载匡衡于汉成帝时的上书：
六经者，圣人之所以统天地之心，著善恶之归，明吉凶之分，通人道之正，使不悖于其本性者也。故审六艺之指，则人天之理，可得而和，草木昆虫，可得而育，此永永不易之道也。[58]
本是历史、文学、占卜、仪式的著述，一旦拥有了这种精神上的绝对意义与前述现实中的绝对利益，那么它就不再是一种可以自由审视的学术文本而是只能仰视的信仰对象，同样，它也不再拥有书林中的平等的位置而成了高踞群书之上的“经”，有“经”，不免也就有了希望分享其权威性的“纬”，因为经书毕竟只有几种，无论如何自由阐释，总是受到历史与文本的制约的，而纬书却可以无限制地制造，它可以兼容流行的知识与技术、想象与经验，也因为它与经书的关系而分润其权威的光环，所以，一方面在纬书之学中，《易》就成了“气之节，含五精，宣律历，上经象天，下经计历，《文言》立符，《象》出其节，《彖》言变化，《系》设类迹”的神秘著作[59]，《书》就成了“上天垂文象，布节度”的，上天象征与警示人间的伟大著作[60]，《礼》则“与天地同气，四时合信，阴阳为符，日月为明”[61]，《诗》则是“天地之心，君祖之德，百福之宗，万物之户”[62]，而《春秋》则更是“以天之端，正王者之政”的大书[63]，另一方面，虽然孔子以来经典也“陈天人之际，记异考符”[64]，但还是需要有纬书来佐经，表明“天人同度，正法相授，天垂文象，人行其事”的具体依据与实例[65]。依据《古微书》并不完整的搜集，仅仅后世还残存的纬书中，附着于《尚书》的十九种，附着于《春秋》的十五种，附着于《周易》的十一种，附着于《礼》的三种，附着于《乐》的三种，附着于《诗》的三种，附着于《论语》的五种，附着于《孝经》的七种，此外还有以《河图》、《洛书》为名的二十三种，这近九十种纬书一方面拥有不言自明的宇宙阴阳五行理论与天文地理知识的背景，一方面拥有与经书分享的权威性质，因此它在汉代曾经拥有相当多的读者与信众。
如果更进一步分析，仅仅拥有理论、知识的权威性，还不足以实现所谓“话语的霸权”。在某种意义上说，经典的话语霸权来自它对国家意识形态以及制度、法律、教育的垄断与干预程度，纬书如果要取得与经典同等的话语霸权，则必须将它的话语意向明确地指向政治。所以在纬书中可以发现，在星占、风角、物验、推历等等具体技术的描述中，其最后的指向居然大多是朝廷政事，所谓“其主好文，则凤凰来翔”，所谓“月食则正臣下之行，日食则正人主之道”，所谓“人君不好士，走马被文绣，犬狼食人食，则有六畜谈言”，所谓“王者得礼之宜，则宗庙生祥木”，所谓“王者德政，海内富昌，则镇星入阙”等等，都是对政治的干预[66]。
这种政治热情使纬书的撰述者们一方面特别热衷于搜寻历史，为当下的政治提供借鉴，于是使纬书中充满了种种关于先人的光荣与耻辱的故事，并掺入了神秘的、来自天命的、有关得失的传说，如尧梦长人而举舜、舜受命时凤凰来仪、白帝精以星感生禹、夏桀无道地吐黄雾、黄鱼双跃出济于坛，天乙受命、赤雀衔丹书止于姬昌门户、十日雨土于亳而纣卒国灭等等[67]，一方面特别关注于现世，以灾异祥瑞警戒当局，于是在纬书中也有相当多的关于政治举措的见解，而政治得失又都与天地变化息息相关，如“百川沸腾，众阴进，山冢摧崩，人无仰，高岸为谷，贤者退，深谷为陵，小临大”，又如“政在臣下，婚戚干朝，君不觉寤，虹霓贯日”，再如“国大旱，冤狱结”，“臣逆民悲，情发则水出河决也”[68]，显然他们极希望有一种与宇宙自然的法则和秩序相对应的、拥有不容置疑的合理性的政治秩序，所以常常越俎代庖，在纬书中推出事关天下政治大局的设想，不妨以《孝经援神契》为例，这部设计宏大而且至今保存较多的纬书中，不仅有关于天地宇宙的整体描述，而且在这个宇宙天地的背景支持下，谈论到了几乎朝廷所有重大祭祀仪式与设施，其中如上圆下方仿效宇宙天象以“事上帝”、“祀文王”的明堂，观测天象推步历日，并察云气星变“宣德察微”的灵台，祭祀土地与五谷的社稷，以及封禅泰山、养老辟雍等等[69]，他们希望通过这些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富有象征意味的仪式与典礼来整肃人间的秩序，也希望通过这些关于秩序的议论来提升纬书及其背后的知识与技术在文化中的位置与等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