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1]《艺文类聚》卷首欧阳询序文，27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据《周易正义》等卷首孔颖达序文，中华书局影印《十三经注疏》，1979。

[3]《隋书》标点本卷首附《出版说明》，中华书局，1973。兴膳宏等《隋书经籍志详考》前附《解说》，汲古书院，东京，1995。

[4]关于从《汉书·艺文志》到《隋书·经籍志》的变化，可以参看诸亿明《现存两部最古的图书目录》，载《文史知识》1982年第7期，北京，中华书局。

[5]《南史》卷八十《侯景传》，1999页，中华书局，1975。

[6]《南史》卷八《梁本纪下》，245页。按：《隋书·经籍志》说是七万余卷。

[7]《隋书》卷三十二《经籍志》，908页。以下引《隋书·经籍志》不再一一注出。

[8]此据梁启超《佛家经录在中国目录学之位置》，载《佛学研究十八篇》，320页，中华书局重印本，1989。

[9]参见陈国符：《历代道书目及道藏之纂修与镂板》，《道藏源流考》108—112页，中华书局，1963，1985。

[10]严格地说，这里的“北方”在早期指黄河以北，后来才包括今河北河南，《魏书》卷八二《儒林传》中所说的“（郑）玄易、书、礼、论语、孝经，（服）虔左氏春秋，（何）休公羊传，大行于河北”，也许还不是很清楚，但《北齐书》卷四四《儒林传》“河北讲郑康成所注周易，……河南及青齐之间，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周易”，则明确地说明这一点，而南方主要是“江南”，参见《南齐书》卷三九《陆澄传》所引《与王俭书》“元嘉建学之始，玄、弼两立，逮颜延之为祭酒，黜郑置王，意在贵玄”，所以《隋书》卷七五《儒林传》总结说，“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1705页、1706页。

[11]例如胡道静：《中国古代的类书》，中华书局，1982。

[12]见校点本《艺文类聚》之《前言》，8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这篇《前言》说，古类书以类目为间架，这是很对的，又说从其部、类安排和内容概括的名目上可以看到思想倾向，这也是很对的，但是，它用意识形态意味非常强烈的批判语调说它“透散出封建正统观点及其伦理、道德、迷信等的陈腐气息”，“表现为地主阶级文化所具有的特质”，就不免过分了。

[13]《艺文类聚》卷一，1页。

[14]《艺文类聚》卷六，99页、100页。

[15]比《艺文类聚》更早成书的类书中，有两部现存，一是杜公瞻的《编珠》，现存头两卷，其分类与《艺文类聚》相仿，全书的前面有“天地部”和“山川部”，但此书的真伪似乎还有疑问，一是虞世南的《北堂书钞》一百六十卷，但这部书是把“天”、“岁时”、“地”三部放在最后面的，似乎还没有意识到凸显“天地”，作为合理性终极依据的重要性。中国书店影印本，1989。

[16]《艺文类聚》卷十一，198页。

[17]《艺文类聚》卷十，184页。这在唐代是一个很普遍的观念，如唐代张玄素的一份上书中说，“臣闻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苟违天道，人神共弃”，就是这个意思，《旧唐书》卷七十五《张玄素传》，2641页。

[18]《无上秘要》卷首目录，《道藏》太平部，叔一，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缩印本第二十五册，1—3页，1988。《法苑珠林》卷一，《大正藏》第五十三卷，269页。按：道教编纂之类书，当以《无上秘要》为最早，此外，现存尚有唐代的《道教义枢》、《上清道类事相》、《三洞珠囊》及宋人所编的《云笈七签》等，而佛教编纂之类书，则有比《法苑珠林》更早的，如梁宝唱编纂之《经律异相》等，此处以《无上秘要》和《法苑珠林》为分析文本，只是因为它们都是一百卷，都成书于六世纪后半期到七世纪前半期。

[19]后来的一些重要类书如《初学记》、《白氏六帖》、《太平御览》都是这种首先是“天”、“岁时”、“地”，接下来是“帝王”、“职官”、“礼乐”，再接下来是“人”，最后是各种事物的次序和结构，甚至连一些普通知识阶层常备的手册类图书，如收在《英藏敦煌文献》第九册中，编号为S.5755的卷子，即叫做《珠玉钞》、《益智文》又叫《随身宝》的杂抄本子，也是这个次序与结构，那么这种次序与结构是否反映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人们关于世界的观念与价值的秩序？

[20]关于儒家经典注疏的方式及其发展变化，可参见牟润孙《论儒释两家之讲经与义疏》，载《注史斋丛稿》239页以下，中华书局，1987。

[21]参见本书第一卷第三编第四节《经与纬：一般知识与精英思想之间的互动及其结果》。

[22]加贺荣治：《中国古典解释史·魏晋篇》，6页，劲草书房，东京，1964。

[23]《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1706页。

[24]《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1720页。

[25]《旧唐书》卷七十二《褚亮传》，2583页。

[26]《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5636页。

[27]据两《唐书》的记载，孔颖达的经典研习从一开始就是五经兼通、南北兼容的，他对《诗》、《书》、《易》、《礼》、《春秋》都有研究，但是，他学《左传》是用北方传统的服虔注，学《尚书》、《诗经》和《礼记》也是用北方传统的郑玄注，但是学《周易》却是用的南方流行的王弼注，不知道这是否与他的学统有关，据《旧唐书》记载，他与刘焯是同郡人，曾经向刘焯请教过经学，最初，“名重海内”的刘焯并不在意，但“颖达请质疑滞，多出其意表，焯改容敬之”，《旧唐书》卷七十三《孔颖达传》，2601页。《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孔颖达传》，5643页。又，贞观年间，孔颖达奉命与当时的一些官方学者一道，对《周易》、《尚书》、《诗经》、《礼记》、《左传》的文字与注释进行了全面的考定与疏证，可能主持者是颜师古，《新唐书》卷一九八《儒学上》记载，唐太宗认为“五经去圣远，传习寖讹，诏（颜）师古于秘书省考定，多所厘正。……帝因颁所定书于天下，学者赖之”。5641页。

[28]《周易正义·序》，《尚书正义·序》，《毛诗正义·序》、《礼记正义·序》、《春秋左传正义·序》，分见中华书局影印本《十三经注疏》，6页、110页、261页、1222页、1698页、1699页，1980。

[29]《旧唐书》卷七十五《张玄素传》引张玄素对孔颖达的评语，2642页。

[30]《十三经注疏》，2093页、1625页。

[31]《十三经注疏》，1527页、1328页、1383页。

[32]《十三经注疏》，95页、86页。

[33]关于《五经正义》恪守“疏不破注”的例子，可以参看以下事例：如《周易正义》中，在《坤·文言》“犹未离其类也，故称血焉，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一段下对王弼注的引申和对庄氏批评王弼的反批评，在《晋·九四》疏中对王弼注的维护和对郑、陆注的批评，《毛诗正义》在《小雅·甫田》疏中反驳孙毓对郑玄注的批评，在《左传》隐公五年关于“羽数”的疏解中对杜预注的维护等等。以上均参看孙钦善《中国古文献史》第四章第三节所举的例子，356—383页，中华书局，1994。

[34]《宋书》、《南齐书》都没有专门的儒林传，这里以《梁书·儒林传》为例，伏曼容“善《老》、《易》……为《周易》、《毛诗》、《丧服》集解，《老》、《庄》、《论语》义”；严植之“少善《庄》、《老》，能玄言，精解《丧服》、《孝经》、《论语》”；太史叔明“少善《庄》、《老》，兼治《孝经》、《礼记》，其三玄尤精解”；而贺瑒以玄学思想解释《中庸》；著名的皇侃作《论语义疏》更以玄言杂入解释，见《梁书》卷四十八《儒林传》，662—681页。参看唐长孺：《魏晋南北朝隋唐史三论》，214页，武汉大学出版社，1996。

[35]雅克·勒高夫（Jacques Le Goff）：《中世纪的知识分子》，张弘中译本，82页，商务印书馆，1996。

[36]我一直认为，唐代的所谓全盛时期，恰恰是思想史相对比较平庸的时期，只有文学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这两方面都似乎与七世纪中叶以来，知识与思想世界提供了现成答案，完成了整顿与综合，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关于这一问题，要到以后再进一步论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