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在这个漫长的经典化过程中，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个现象是，道教逐渐确立严格的戒律，使道教行为切合古代中国业已深入人心的道德规范，这不仅用于协调与上层知识阶层的关系，也用于缓解与主流意识形态的紧张，并且可以以此建构与整理道教的教团。

汉末的五斗米道与太平道虽然在后世被视为“道教起源”，但实际上它的内部组织规范与知识技术的混乱，特别是它采取的与主流社会和话语权力的对抗姿态，其实给后世道教在社会上的公开存在带来相当的麻烦，那些来自巫觋方士的传统的延续，曾经使后来的道教屡屡受到各方面的抨击，除了来自儒者的之外，还来自同时崛起，并拼命争夺生存空间的佛教，如“但得金帛，便与其经”；如“陈黄书以为真典，佩紫箓以为妙术”；如“贩符卖箓”、“搏颊叩齿”、“反缚伏地”、“符章合气”等等[33]。这些颇有些揭老底式的批评使道教很难堪，所以从很早起道教就陆续对这些被抨击的现象进行反省与清整，据称是老君亲授的《老君音诵戒经》就对“三张伪法”作了尖锐的批评，暗示它们实际上是巫觋方士的遗风，其中最集中的一是“授人职契，录取人金银财帛”；二是“妄传（张）陵身所授黄赤房中之术，授人夫妻，淫风大行，损辱道教”；三是“祭酒之官称父死子系”。这三条使它难以摆脱世俗利益的纠缠，丧失了宗教的纯洁性，也违背了古代中国道德伦理习惯，瓦解了信仰者的神圣感，使一个神圣的宗教变成一个专制的家族，也触犯了古代中国政治权力，使自身难以获得生存的空间。

据说，北魏神瑞二年即公元415年，北方道士寇谦之得老君亲授天书《云中音诵新科之戒》，后来在太武帝的支持下，他传达神意，“清整道教，除去三张伪法、租米钱税及男女合气之术”，并提出道教应当“专以礼度为首，而加以服食闭练”[34]。稍后，南方道士陆修静则在《洞玄灵宝五感文》中表示“生值末世，教法纲颓，人皆趣彼而我窃守此法”[35]，在宋文帝元嘉三十年（太初元年，453年）冬天率门人到山中去行涂炭斋，用艰苦的方法来砥砺意志，以获上天福报，同时提出道教要“神不饮食，师不受钱，使民内修慈孝，外行敬让”，奉道者聚会“不得饮酒食肉，喧哗言笑”的规则[36]。

这一宗教化过程经历了漫长的岁月。其中，有些旧的制度与习惯是很难一下子改变的，一些传统的仪式与方法也还要照样沿袭下来，如“三张之法，春秋二分，祭灶祠社，冬夏两至，同俗祠祀先亡，及受治箓、兵符、社契，皆言将军吏兵之事”[37]。三张的四季祭祀，是遵从古代中国一直流传下来的习惯，《礼记·月令》中有记载，“仲春之月，……择元日，命民社”，“孟夏之月，……其祀灶”。本来，这些活动就是由巫觋方士主持，在民间习以为常的，道教继承下来后，就不会轻易改变，所以《三天内解经》卷上仍然把“五腊吉日祠家亲宗祖父母，二月八日祠祀社、灶”看成是道教的合理性活动，并说这是经老君新传给张陵的“正一明威之道，新出老君之制”。《陆先生道门科略》也把“五腊吉日祠先人，二月八日祭社灶”当做正当的行为列入道教轨范，“自此以外，不得有所祭”；但其中也有一些制度与习惯却渐渐被革除，像男女合气，这种受到佛教徒以及上层人士鄙视的房中养生技术，虽然也渊源来自久远，而且在不少道教著作中也曾被视为正当技术记载，如《真人内朝律》、《真人内礼诣师家行道律》中都有[38]，但是作为道教性修炼的公开活动，在寇谦之时代曾经给予严厉地取缔。只是作为道教修炼的辅助技术，在南方的道教徒中革除较慢，如葛洪曾在《抱朴子·至理》中说“又宜知房中之术，所以尔者，不知阴阳之术，屡为劳损，则行气难得力也”[39]，《真诰》卷二也采用了调和模棱的态度，说这是张陵“受施教化，为种子之一术耳”[40]，不过到了《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十[41]，则告诫人们“不得与黄赤道士俱游也”，尽管它对世俗生活中的“男女黄赤”之道还网开一面，但这种违背中国道德伦理的行为至少在道教那里已经从公开转向了秘密，信仰者的思想与行为有了一种来自宗教的约束[42]。

自我约束的取向表示了对传统伦理与世俗道德的认同

自我约束的取向表示了对传统伦理与世俗道德的认同。其实，从一开始道教就是在古代中国生活伦理道德的土壤中生成的，那种已经拥有悠久历史并已经被普遍认可的传统道德伦理在早期的道教典籍中也曾处处出现，如《太平经》中有关伦理的“十闾”[43]，《老子想尔注》中的“臣忠子孝”、“遵道畏天”[44]，而稍晚的葛洪则更是肯定“为道者当先立功德”，他引用《玉钤经》、《易内戒》、《赤松子经》等等，提出“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还具体地说明地仙要三百善，天仙要千二百善，“善不在大，恶不在小”，如果“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积善事未满，虽服仙药，亦无益也”[45]。《太平经》曾经对遵守传统伦理道德有相当严厉的规定，曾说到天上有考过之神，天天跟随人们检查他们的行为，三年一中考，五年一大考，“过重者则坐，小过者减年夺算”[46]，而葛洪则接着说，天地间有司过之神，计算世俗的善恶并决定人们的寿命长短[47]，从“憎善好杀，口是心非，背向异辞，反戾直正，虐害其下，欺罔其上”一直到“狭幅短度，以伪杂真，采取奸利，诱人取物，越井跨灶，晦歌朔哭”等[48]，都在严禁之列。不过，由于来自巫觋方士的传统和出自民间边缘的道士有时常常并不遵循这些规矩，因此常常遭到主流社会的鄙视甚至排挤，这些鄙视和排挤使得道教始终处在社会尤其是上流社会的边缘，更严重的时候甚至会受到镇压和打击，连道教本身都受到牵连，如西晋咸宁年间（277），犍为陈瑞自称天师，以“鬼道惑民”，其实他可能就是五斗米道的流裔，但刺史王浚处决陈瑞，并将“益州人有奉（陈）瑞道者，见官二千石长吏、巴郡太守、犍为唐定等，皆免官或除名”[49]，东晋太宁二年（324），道士李脱即李八百“以鬼道疗病，又署人官位”，也被以谋反论处[50]。所以，在绵延至六世纪的宗教化过程中，道教逐渐形成了相对严整与清楚的秩序，体现这些秩序的就是约束宗教组织活动的轨则和宗教生活规则的戒律。

道教的轨则主要是使道教活动规范化。《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八曾经提到，如果“道士入山，山途玄隔，世人不见，无处归依，虽有本心，无处相度”，因而道士必须在世俗社会实现其救赎的职能，完成它知识与技术的传承。从现在的资料看，虽然那些个人性的、超越性的、经典性的神仙道术在南方上层人士中曾经流行，但是，毕竟以救赎为主是当时道教的主流也是后世道教的主源，这种“救赎”的责任使道教对于师承关系看得很重，而那种知识与技术的秘密传授更使道教把师承关系看得极端重要，“道士奉师，当敬之若天，四时八节，来往问讯安否”，“不得背叛本师，背叛受十苦之考，后生六畜之中”[51]，但是，由于相当长的时期内“道官祭酒，愚暗相传”，“男女道官，浊来已久”，因此出现了《玄都律文》中所说的“比顷以来，众官百姓道民，或有无师而自立法，私相号授，领民化户，威福自由，或有去治不远而致隔绝，至于租民物逋废多年，私自没入，已不传奏”[52]，所以，道教领袖已经没有了权威，而权威的丧失又导致了纲纪的崩坏，必须进行所谓的“清整”，而清整就是建立对于道教内部活动的种种规矩，不仅对道教信仰者的精神和生活有所约束，对道教组织的活动方式和程序都要有种种轨则。所以，陆续出现了像《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诫营始》这样对道教的仪式与活动，直至道教的建筑与立像都进行严格规范的著作，此书序里说道：“若道士若女冠，举动施为，坐起卧息，衣服饮食，住止居处，莫不具于经旨，其立观、度人、造像、写经、供养、礼拜、烧香、明灯、读诵、讲说、传授、启请、斋戒、轨仪、修行、法相，事事有则”[53]，这就使得道教逐渐有了一个严格的轨则，与“宰杀鸡豚鹅鸭，饮酒洪醉”、“谣歌鼓舞，酒肉是求”的那些散在民间的巫觋方士，以及“取人金银财帛而治民户，恐动威逼”、“攻错经法，浊乱清真”、“鬼神万端，惑乱百姓”的那些三张旧法[54]，渐渐地区分开来。

道教的戒律则使所有信仰者的信仰道德化。戒律的依据来自儒家伦理而文本则常常参照佛教的戒律。据陈寅恪的研究，后秦灭亡时，盛行于关中的佛教《十诵律》渐渐传入江南，反在北方流传很少，于是寇谦之就利用它对道教进行整肃，并以老君传授《云中音诵新科诫经》为名，建立了新的道教戒律。这个说法是否确实尚待进一步研究[55]，不过，从早期的《想尔注》中有“人行道，不违诫”（四章注）、“奉道诫，积善成功”（十三章注）[56]，从东晋初的《抱朴子》中有“览诸道诫，无不云欲求长生者必欲积善立功”等等，我们知道在很早的时代里道教已经有了戒律，但是早期道教的戒律似乎还比较粗糙和混乱，于是在逐渐的清整过程中的确采用了佛教的戒律文本，建立自己的戒律系统，像后来渐渐形成的“升玄五戒”、“洞神五戒”、“正一五戒”等等，其形式就受到佛教的影响[57]。这样，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就陆续出现了像《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一卷、《赤松子中诫经》一卷、《女青鬼律》六卷、《太上老君诫经》一卷、《老君音诵诫经》一卷、《太上洞真智慧上品大诫》一卷等十几种戒律，这些戒律大体上都依据传统的道德伦理，告诫人们要遵循世俗认可的忠、孝、慈、谨之道[58]，同时，它也仿效佛教，要求信仰者恪守宗教禁令，对杀、盗、淫、妄语饮酒等行为要严厉惩罚。其中，特别是对于一直受到儒、佛两方面抨击的，所谓“三张伪法”中的那些弊端，更是有针对性地制定了革除的规矩，如宗教活动中的索要钱财本是汉代以来的一贯现象，《玄都律文》与《老君音诵诫经》都对此进行了严厉限制，又如男女合气也是汉代以来修炼的传统方法，《老君音诵诫经》和《太上洞渊神咒经》也都对此进行了激烈的批评，再如道教领袖的父死子代本来也是秘密知识授受中形成的习惯，但它也受到了《老君音诵诫经》的尖锐质问[59]。在这些现象中应当注意的是，当戒律规定了道教信仰者的思想与行为时，道教就把自身的宗教行为放置在以儒家思想为依据的意识形态与政治权力所允许的范围之中，并在与世俗社会伦理互相协调，甚至与佛教伦理也逐渐磨合。就在这样的思路中，道教建立起了自身的规范与秩序，在宗教化过程中，道教一方面使自己圣洁化，成为一个严格的宗教教团，一方面也调整着自己的姿态与定位，进入了主流社会与思想所认可的意识形态[60]。

象征系统：依据古代中国天地宇宙论的整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