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老子及其时代

现在我们来讨论影响最为深远，最集中凸显早期“道”者之思，但至今不能确定其时代与来源的老子之学。

老子的时代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当然现在也不能有明确的结论。传统的说法是老子早于孔子，但从宋代的叶适到清代的汪中，都曾对老子的年代提出过种种质疑。近代以来，先是梁启超认为老子的来历不明，恐为战国晚期的作品，然后胡适则捍卫传统的说法，再次确定老子先于孔子，但是冯友兰则认为，老子产生很晚，理由是“孔子以前无私人著述之事”、“《老子》非问答体”、“《老子》之文为简明的经体”，到了顾颉刚，更由于《老子》是赋体，《吕氏春秋》用《老子》而不提老子等等，认定老子是战国晚期的作品[45]。参加论辩的大多是当年著名的学者，辩论的内容是从文献引徵、思想系统、语言风格到文体特征，几乎无所不及，但终究不能水落石出。胡适有一句话说得很恳切，他说，要确定老子的时代，要有确证，“在寻得这种证据之前，我们只能延长侦查的时期，展缓判决的日子”[46]，但这在当时是困难的，像冯友兰就反驳说，他自己写哲学史，就要“把老子放在一个地方”[47]，这在当时是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在大量出土文献面世的今天，我们大概有可能推测，无论老子是一个传说的人物还是确有其人，《老子》最后写定至少应是在战国中期，而其反映的则应当是与墨子一系大体同时，即战国前期的道者的思想[48]。从知识系统来说，老子之思想大体上的来源是，古代祝史对“天道”变化的体验，文化贵族对“世道”崩坏的反思，以及楚人对于“人道”永恒之追索。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天文历算之学作为古代中国的一种重要的知识，它促成了阴阳观念的形成与日后的系统化，而从这种知识中孕育出来的宇宙观测及人事预测技术又反过来为这种观念的定型提供了经验基础，在精通这种知识的人中，祝史是极其重要的一枝。《汉书·艺文志》里说，“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传说老子是周之史官，而史官正是古代星历占卜之学的执掌者，他们对于“天”之本质、“天”之运行、“天”之原初，也就是宇宙之学有极深的体验和想象。

本来，古代中国对于“天道”就极其重视，春秋时代也已经有阴阳之说[49]，《左传》、《国语》中的种种记载说明《老子》的思路并非突兀孤立而正好是当时思想理路中的一环，只不过，《老子》更明确地强调了先天地而存在的“道”的优先意味，把那种本来还与具体现象解释相关的“天道”与“阴阳”变成了富于哲理意味的思想，并以此笼罩和涵盖一切。在《老子》中有相当多关于“天地”的议论，如“天地之间其犹槖籥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五章），“天地相合，以降甘露，民莫之令而自均”（三十二章），而这天地的本原又是什么？关于天地本原，老子把宇宙之来源想象成“道”，而“道”是“玄之又玄”的“众妙之门”（一章），是“绵绵若存”，永恒的“玄牝之门”（六章），是“渊兮”、“湛兮”的幽深状态（四章），这种幽深是“视之不见”、“听之不闻”、“博之不得”的夷希微境界（十四章），是“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惚恍境界（十四章），但它又是“一”，是根本的所在，宇宙天地就是从这里发生的，这就叫“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四十二章），在这“一”生“二”中产生了雌雄、阴阳之分与合，故而叫“万物负阴而抱阳，沖气以为和”（四十二章），于是万象纷纭的宇宙就被归纳到“道”与“阴阳”的规则之中，得到了一个“出身来历”与一个“价值基础”——这就是“不出户，知天下，不窥牖，见天道”的祝史的思考（四十七章）[50]。

天道、世道与人道

不过，与掌握具体的星历占卜之技不同，作为思想者的老子学说已经不再局限于天算历象的观测与人间祸福的预测，而是要将“天道”作为终极的依据，推衍于“世道”与“人道”，其二十三章说：“从事于道者，同于道，德者，同于德，失者，同于失”，它的意思就是说，世道、人道与天道，世德、人德与天德，世间之失、人世之失与天地之失，是同类比德的东西，比如天地之生是从“道生一”开始的，那么世间之治也是如此，“是以圣人抱一为天下式”（二十二章），因为这“一”也是“道”，是根本，“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三十九章）。

也许正是祝史一系出身的缘故，也许是殷周以来天地、社会、人类一体化思路延续的缘故，老子在对秩序的崩溃感到沮丧之时，便以“天道”之朴素无为对世道进行激烈的批评，他说：“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则不然，损不足以奉有余”（七十七章），天道“不争”、“不言”、“不召”（七十三章），但世上在上位的人却“食税之多”、“有为”、“求生之厚”（七十五章），依照天道，应当“常无为而无不为”，他说，真正的圣人应该“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六十三章），当他真正能够“损之又损，以至于无为”时（四十八章），“不欲以静，天下将自正”（三十七章）。但是，现世的人们却任用智谋治国，“其政察察”（五十八章）所以“其民缺缺”而且“难治”（六十五章）。比起儒者追踪尧舜、墨者追踪夏代来，在历史的依据上，老子一系道者追寻得更远，“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能知古始，是谓道纪”（十四章），在他们的想象世界中，有一个更为古老、更为朴素、更为单纯的人类黄金时代，在那个时代里，“小国寡民，使有什伯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而不远徙。虽有舟舆，无所乘之，虽有甲兵，无所陈之，使民复结绳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八十章），这才是与无言自化的天道相应的世道。于是，在关于社会的知识与理性上，道者比墨者还走得远，墨子一系从治理社会的角度要求“尚贤”，毕竟是诉诸实用理性，而老子连“尚贤”也不同意，主张彻底的“不尚贤，使民不争”，因为争“贤”本身就是引起无尽欲望；他对“礼”提出全面的批评（三章），但他却与墨子不同，墨子只是实用地批评“礼”靡费财富，劳民伤财，而老子却从本原上提出“礼”是“忠信之薄，而乱之首”，他从人类历史上论证“礼”，说正是古代“道”的失落，才有了“德”的凸显，当“德”也失去了它不言而喻的价值，就出现了“仁”，“仁”这种来自人的自然感情的爱心再也制约不了天下汹汹的利禄欲望时，就有人来提倡“义”，最后“义”也不管用了，就只好拿出管束人们行为和心理的“礼”（三十八章）。人本来应该像“天”一样，“不自见”、“不自是”、“不自伐”、“不自矜”，即“昏昏”、“闷闷”的境界，而不应该进入“察察”、“昭昭”的状态（二十章），因为进入这种用“智”凭“理”的状态，就有了种种差别，真正澄澈而透明的思想和永恒而崇高的境界是像“天”一样的“无为”——“清净为天下正”（四十五章）——而“无为”的意思是柔弱、安静、朴素、自然，相反，“朝甚除，田甚芜，仓甚虚，服文采，带利剑，厌饮食，财货有余，是谓盗夸”（五十三章）。凭着知识技术、实用理性才能维持秩序的思想传统，在这里再一次受到冲击和挑战，似乎近于崩溃。

除了“天道”与“世道”之外，老子思想还极关心“人道”。所谓“人道”，是指作为个体的生命存在的“人”如何遵循“道”而得到永恒。李零《中国方术考》曾经指出道家虽然也讲阴阳大顺，但重点已经不在天道而在于“顺应天道，形神相保，重在养生”[51]，其实道者早期既讲“天”，也讲“人”，这两者是互相参证连为一体的，只不过，道者的“人道”是以“天道”为其理性依据和思索起点的，正如我们前面所说，这是天地、社会、人类一体思想背景中，对大宇宙与小宇宙的内心体验（而不是实验）、想象（而不是分析）、推衍（而不是归纳）的思想产物，在这一思路中，“天”与“人”是同一的。老子一系道者从天道之无言自化、宇宙之无中生有、万事万物之归根复命等经验中，体会出人道保全生命、克服异化的方法，他把古代中国养生技术背后的自然观念放大到整个人生哲理，思索出了一套上通天道、中贯世道、下至人道的理论。“天地根”之所以能够“绵绵若存，用之不勤”，是因为它渊深沉静，天地之所以能“长且久者”，是因为它“不自生，故能长生”（六、七章），也就是说，宇宙永恒之道，在于它是一个“无”，处在超越时间和空间的无为状态和自在境界，它“不欲盈”（十五章），像“溪”、“谷”（二十八章）。人也应当遵循这种天道，渊深沉静、无欲无念，“专气致柔”、“涤除玄鉴”，像婴儿一样（十章），“沌沌兮，如婴儿之未孩”（二十章），对世间的名利和人心的欲望，都应该摒弃其过分，“致虚极，守静笃”（十六章），知雄守雌，知白守辱（二十八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四十四章），挫锐解纷，和光同尘（五十六章），用退让、克制、示弱、柔软的方式使自己保持平静的心境，因为“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这段在三十章和五十五章两次出现的箴言，就是这个意思，世俗的五色、五声、五味等等享受，都是使人“心发狂”、“行妨”的因子（十二章），他说：“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四十六章），故而他警告人类：“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二十二章）人要保持其生命永恒，就应该像“天”一样顺大道而行，这就叫：

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二十五章）

两种可能滋生的内在理路

由于我们相信《老子》是战国时代辑编古道者之言而成的诗体格言式的著作，我们很难确定它思想的非常具体而明确的意图指向，不过，把它放在战国前期思想史大背景和脉络中考察，大概是没有问题的。在这样一个大的背景和脉络中，我们可以看到，在社会剧变、思想剧变的时代中，老子一系道者其实也在寻求一种秩序[52]，只不过他们在寻求秩序时，依据的是史官更熟稔的宇宙秩序即“天道”及更易理想化的古代世界“上古”，他们把“天道”推衍到世道与人道，更因为对“无序”的激愤而以“上古”对抗“当下”，还由于对社会、理性、文化的失望和恐惧而注意到了个体生命的价值，他们希望人类回归朴素和安宁，与宇宙及他人都保持和谐，维持人类生存的永恒。因而在传统知识中衍化出一个全然不同于儒、墨的思路，在这个思路中隐含了几种可以延伸的思路，一是以个人为中心的反社会的倾向，这将引出追寻个人自由或保全个人生命的两种不同结果；一是以内心体验为中心的反理智的倾向，引导思想超越具体的有形的世界，直探神秘的终极境界。这两种思路都极出色地体现在稍晚的《庄子》的文字中[5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