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还是像殷商一样，周人对于祖灵之保佑依然十分重视，只是他们进一步认为，除了“天”的意志是价值的终极依据之外，“人”的感情也是价值的合理依据，于是，亲情及其向外扩展是人际和谐的基础，血缘及其应有的远近分别是社会秩序的本原，而“礼”则成了社会认同的象征性规则，凭借这套规则，世界确立了秩序。

很多人都知道，古代中国的礼制常常是被追溯到周公那里的，“周公制礼作乐”的传说究竟有多少真实性，现在已经不太好说了，但是西周是一个礼制很发达的时代，那些“礼”的仪式和规则，不会是由周公这样的几个天才想象出来的，而是继承了殷商时代旧传统的，这大概没有问题，像《礼记·礼运》中历数各代帝王，禹、汤、文、武，就说他们“未有不谨于礼者也”[14]。不过，真正成熟的礼制，恐怕真的是在西周成王、周公的时代才成立[15]。周代礼制的核心，是确立血缘与等级之间的同一秩序，由这种同一的秩序来建立社会的秩序，换句话说，就是把父、长子关系为纵轴、夫妇关系为横轴、兄弟关系为辅线，以划定血缘亲疏远近次第的“家”，和君臣关系为主轴、君主与姻亲诸侯的关系为横轴、君主与领属卿大夫的关系为辅线，以确定身份等级上下的“国”重叠起来。在这里面，包含了相当复杂深刻的道德和伦理内涵，《礼记·大传》说，“上治祖祢，尊尊也，下治子孙，亲亲也，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别之以礼义，人道竭矣”[16]，这是“家”的伦理。《礼记·丧服小记》说，“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别子为祖，继别为宗，继祢者为小宗，有五世而迁之宗，其继高祖者也。是故祖迁于上，宗易于下。尊祖故敬宗，敬宗所以尊祖祢也”[17]，这是“国”的伦理。家是缩小的国，国是放大的家，“亲亲、尊尊、长长，男女之有别，人道之大者也”[18]，把这些原则放大到国家，就是“王道之大者也”，《礼记·大传》说，可以变革的，是“立权度量，考文章，改正朔，易服色，殊徽号，异器械，别衣服”，而不可以变革的就是“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19]，所谓不能变革的，其实就是传统，就是确立了这种传统基础的价值和意义。王国维在《殷周制度论》中指出殷商西周之际是文化大变局，他列举的立子立嫡之制及由此引发的宗法丧服制度、庙数之制与同姓不婚之制，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因为这构成了中国宗法社会的基本伦理观念、组织结构和行为准则，也确立了中国文化的传统。只不过我们以为这种制度并不仅仅是周代的发明，也是殷商以来逐渐成熟的制度。

在这种家、族、邦、国的体制中，确定血缘的来龙去脉就等于确认身份、地位、权力的正当与否，所以，对先祖的祭祀和对先祖的亲疏关系的排列就是很重要的，西周宗庙祭祀的隆重便是例证[20]。

这种制度不仅仅是周代的发明，也是殷商以来逐渐成熟的制度

宗庙祭祀：对秩序的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