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仪式其实是一套象征。有的人类学家认为，象征的意义之重要，几乎可以与生命的出现相比，有了象征，各种各样的现象可以通过少量象征表达传递，而过去的、未来的、真实的、虚幻的、遥远的、附近的事物和现象，情感和意志，就会在同一时空中呈现，而且象征一旦真的被人们所习惯和接受，那么它就起了一种清理秩序，使世界从（自在中的）无序走向（思想中的）有序的作用，而仪式正是靠一套象征来进行和完成的。尽管象征本来是一种符号、一种暗示、一种隐喻，并不是事实本身，可是，在中国古代思想世界中，象征却是极为重要的，在人们的思想中，象征有时竟取代了事实，成为意义之所在，在古代中国的几千年中，象征形成了一整套复杂而有序的系统，由于人们对它的相信，它竟真的起了一种维系宇宙秩序和社会秩序，支撑知识体系和心理平衡的作用，因此，象征的崩溃常常就是秩序的崩溃。

稍读古书就会常见一句老话，叫“垂衣而治”，什么叫“垂衣而治”？这句话出自《易·系辞下》：“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诸乾坤”[27]，这里有两重涵义，一是说黄帝、尧、舜依照《周易》乾坤两卦“乾尊坤卑之义”来区别贵贱，使社会等差有序；一是说黄帝、尧、舜无为而治，那时民风纯正，只要“垂衣裳”就可以使百姓从善如流。这当然都是传说，不必当真，但是，这个传说中隐含的一层意义却很重要，就是古人相信，在象征的符号与被象征的事实之间，有某种神秘的联系使它们彼此感应，象征就是通过这种感应，可以起到整理秩序的作用。所谓“衣裳”即上衣下裳，象征的是男尊女卑，因为上下不同，就昭示着阳尊阴卑，而前面所说的天子、诸侯、大夫、士、庶民的服饰差异，也是一种等级差别的象征，象征在人们心目中被确认的心理过程，就是确认事实的天然合理性的过程。在《尚书·益稷》中有一段话很有趣，帝对人说，我观察古人，有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等不同的象征，又有藻、火、粉、米、黼、黻、絺、绣各种不同的图案和布料，如果把这些象征以五彩画在衣服上，铸在鼎上，就是对人的一种暗示，暗示着秩序的存在，暗示着等级的存在。古代传说中，“铸鼎像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知神奸，故民入川泽山林，不逢不若”，鼎上铸有各种神鬼怪异的形象，鼎就象征着认识世界的知识权力，天子拥有“九鼎”就象征着拥有“九州”，谁能拥有九鼎，就等于拥有统治九州的天然合理性，所以后来楚王窥测周王朝的九鼎，这种行为被视为僭越，因为古人相信，如果作为象征的九鼎转移，周王朝的天命和权力也就会转移[28]。

仪式正是这样一套象征

仪式正是这样一套象征，不仅祭祀中的用牲（如太牢、少牢、鱼）、舞蹈（如八佾、六佾）、服饰（如天子冕旒衮服）、对象（如天地、祖先、山川）等等是人间秩序的象征，而且仪式上的陈列、行为、场所，也处处是象征。不妨看一些后世记载的事例，如祭祀时，要使祭祀的场所与祭祀的对象相符，即以同样的形制、方向、色彩的祭坛象征所要祭祀的对象，如以外圆内方的圜丘祭天，以玉琮礼天，又如春分时以太牢祭祀高禖，“带以弓镯，授以弓矢，于高禖之前”，是祈求生育的仪式，而带弓、矢，则是因为武器是男儿的象征，似乎有了这一象征，就能保佑生育男儿[29]；又如祭祀仪式上的物品也是象征，《礼记·礼器》说，仪式上“内（纳）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龟为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见情也，丹漆丝纩竹箭，与众共财也”[30]，《礼记·郊特牲》更说，“鼎俎奇而笾豆偶”，是象征了阳数奇而阴数偶，祭礼上用陶瓠，是因为瓠“象天地之性”[31]；又如祭祀时让直系的子孙象征“尸主”，接受奉献，又让“祝”代替“尸”说上一些祝福子孙的嘏词，就是一种使祖先与后代互相沟通的象征性行为，他们想象祖先的神灵真的会依附于直系子孙的身上[32]；甚至祭祀仪式上的种种姿态，也是富有象征意义的，捧持祭器的人，尽管祭器很轻，也要做出一副似乎端不动的样子，“凡执之器，执轻如不克”，就是用这种姿态象征祭器之“重”，进而象征礼仪的隆重[33]。

让我们看三份文献中的记载。第一份是《逸周书·世俘》，它记载的是周武王克殷之后的事情，周代殷而立，要证明自己的合理性，并告诉四方诸国，就要举行盛大而庄严的仪式。于是，第一天辛亥日，“荐俘、殷王鼎”，陈列俘虏是战胜的标志，取殷王朝的鼎是获王权的象征，“武王乃翼矢圭，矢宪，告天宗上帝”，敬陈礼器美玉、宪令玉版，向苍天和上帝祈求，然后“格于庙”，到宗庙中敬告天下。第二天壬子日，又“王服衮衣，矢琰，格庙”，再次盛装，供奉美玉，敬告祖先。第三天癸丑日，又“荐殷俘王士百人”，再度以陈列俘虏象征战胜对方，“龠人造，王矢琰，秉黄钺，执戈”，要奏乐告神，再度奉献美玉，王要亲自披挂，手执武器，举行大祭。第四天甲寅日，到当时的战场牧野，“王佩赤白旌，龠人奏《武》，王入，进《万》，献《明明》三终”，以象征着战胜和武力的乐舞举行厌胜意味的仪式……此后，在颇长的时间内，周王为了取得这种政治上的合理性，一直在举行仪式，直到他们回到周族的基地，仍在宗庙、南郊、社等等祭祀场合举行一连串的仪式，用这种象征性的活动来增强和确认自己的权力[34]。第二份是《尚书·顾命》，这是记载周康王即位的文献，那种掌管天下的事实权力，就是在象征性很强的仪式中获得并被认可的。文中记载他继承王位时，在宗庙中，要在西序、东序及牖间、西夹敷设不同的席子和不同的玉几漆几，在举行仪式的大厅两侧要陈设象征财富、权力、祖先、国家的一系列宝物，如赤刀、大训、天球、河图，要在东房西房陈列象征和平的鼓、舞衣，以及象征战争的弓、矢、戈，在阶前要陈设豪华的车马，在各处要布置衣装不同的卫士，然后太保、太史、太祝才对王举行授命仪式，把册命文书等等，在一系列仪式之后交给康王，这样他才似乎有了统御天下的权力[35]。第三份是《颂壶》铭文，壶藏山东省博物馆，它记载的某王三年五月举行的仪式，清晨，王至大室（“旦，王各大室”），就位（“即立”），宰官名叫引的领颂入门，站在中廷（“宰引右颂入门立中廷”），作册尹授给王册命文书，王召史官虢生宣读简册，王对颂宣布，命你官吏成周商贾世家，并监管新的商贾，以供宫中之用，然后宣布赐给他“玄衣”（玄色之衣）、“黹屯”（刺绣镶边的衣缘）、“赤芾”（赤色蔽膝）、“朱黄”（朱色佩玉）、“銮旂”（有銮铃的车旗）、“攸勒”（有铜饰的辔络），于是颂稽首拜礼，接受令册，出门，又返回，献上玉璋，答谢王的赏赐和任命，并铸造壶来纪念这次仪式[36]。有了这个庄严的仪式，有了这些权力意味的象征性物品，颂就有了事实的权力。

就在这重重叠叠充满了象征的仪式中，象征的意义就凸显出来，它在人们心理上暗示了秩序的存在，也渲染着秩序的神圣，尽管这秩序本来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并不具有天然合理性，但是在这些象征性的仪式的暗示下，它便拥有了事实的权威性，而人们接受了人自己创造出来的仪式和象征，反而把这套象征认作是宇宙间的合理性的证据，人被人自己的创造制约住了。《易·系辞上》两次说到，“圣人有以见天下之赜，而拟诸其形容，象其物宜，是故谓之象。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以行其典礼”[37]，这个“象”，就是象征，而“圣人”就是人，仪式就是从远古逐渐形成的“典礼”，它是人们观察宇宙与社会的结果，也是人们以象征的形式来模拟、掌握宇宙与社会的方式，但是，这种“象征”久而久之在人们心中却取代了事实世界，成了事实世界本身，它的地位越发地崇高，它的形式越发地隆重，它的作用也越发地巨大，而主持典礼的人，如巫、祝、史、宗等，他们掌握了这一套象征，拥有了沟通仪式两端（人/神、人/鬼、人/天）的权力，于是，“思想”就成了通过“象征世界”对“事实世界”的使用、说明与解释。

数字：世界及其秩序的神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