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虽然我们认为早期越地之范蠡、计然与后来的“道家”有渊源关系，但是，他们的资料已经残佚不齐，现存的零星片断，也难以确定有多少是当时思想的孑遗，有多少经过后人想象，所以我们只能知道，在春秋战国之际，已经有一些出自天象阴阳之术的哲理在逐渐形成，从天道来思考问题的古道者之学已经初具雏型，但是具体而详细的分析却无从进行。
于是，这里我们先来看被后世称为“黄帝之学”的道者思想。
从现在出土的文献来看，黄帝之学的产生是很早的，至少在战国前期即公元前四百年前后，依托黄帝之言的黄帝之学就已经逐渐形成[3]。与儒、墨的学术传统不同，如果说源于邹鲁的儒、墨追踪尧、舜、禹、汤、文、武及周公一路，作为自己的历史依据，那么黄帝之学则追踪（或推出）更早的黄帝，凡言及思想皆称黄帝；与儒、墨诉诸人的本性或人的需求为思想依据不同，他们以“天道”作为思想的依据，一切世间事都以“天道”即宇宙自然为依据；与儒、墨较多地关心道德、伦理、政治不同，黄帝之学的知识涉及更广，包括了古人的天象、历算、星占、望气、地理、兵法、博物、医方、养气、神仙一类知识[4]。在黄帝之学的形而上的哲理背后，拥有春秋战国时代相当丰富的天文历算、地理物宜、法律制度甚至占星、推历、望气、德、形法的知识，以及种种治世和处世之道。但是应当指出，它基本上是从“天”即宇宙推衍出来的一套知识与思想，所以，当战国最后时期集大成的《吕氏春秋》在全书的《序意》里引黄帝教诲颛顼的话语作为自己立论的基础时，引的就是一句：“爰有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5]。
参考马王堆汉墓帛书《黄帝书》与战国时代各种著作中引述的黄帝之言，就可以知道黄帝之学确实是对宇宙问题极为关心的，它讨论天地，既有关于宇宙本原的“恒无之初，迥同太虚”，又有关于宇宙变化的“剖有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6]，讨论天道运行，既有“道之行也，繇不得已”，又有“八正”、“七法”等规则，它将宇宙的道理分别推衍到“天”、“地”、“人”三方面，就有了所谓“天制寒暑，地制高下，人制取予”的思想[7]。它的基本思路是，世间一切都应当仿效“天”、“地”，“顺天者昌，逆天者亡”[8]，在这种思路中，天文历算、杂占医方、军略政术就有了一个共同的“理”——“万举不失理，论天下而无遗策”。
“四时有度，天地之李（理）也”[9]，这个“理”就是从宇宙天地中体验和揣摩出来的。不妨看一个例子：可以大体确定与黄帝之学关系密切的《国语·越语下》有这样一段话：
嬴缩以为常，四时以为纪，无过天极，究数而止。
这段话又见于同样与黄帝之学有关的《管子》卷十五《势第四十二》：
成功之道，嬴缩为宝，毋亡天极，究数而止。
而在马王堆帛书本《称》也说：
日为明，月为晦，昏而休，明而起，毋失天极，厩（究）数而止[10]。
显然，这里所说的“天极”，其实是与日月、嬴缩、四时相关的宇宙天象之理，而这种“理”的具体化，就是一些规律性的“数”，按照他们的说法，人们应当参照这些“数”的规则，这就是《道原》中所说的“抱道执度”的“度”。同样，马王堆帛书本《十大经·立□》说“吾受命于天，定位于地，成名于人”[11]，“受命”的“命”在《鹖冠子》中作“数”，天给予人们的是苍天旨意（命）也是自然法则（数），而人最终落实的所谓“名”，也就是用于管理社会秩序的符号系统，是孔子“必也正名乎”的“名”，也是“刑名”之学的“名”。
黄帝之学与天文历算的关系很深，《抱朴子》内篇卷十七《登涉》中有一段话：
天地之情状，阴阳之吉凶，茫茫乎其亦难详也，吾亦不必谓之有，又亦不敢保其无也。然黄帝、太公皆所信仗，近代达者严君平、司马迁皆所据用，而经传有“治历明时”、“刚柔之日”，古言曰：“吉日惟戊”，有自来矣。[12]
与日月、嬴缩、四时相关的宇宙天象之“理”的具体化，就是一些规律性的“数”
黄帝之学与天文历算的关系很深
太公一类传说，现在主要是在《六韬》中，但《汉书·艺文志》的道家类中是有《太公》的，它也是黄帝之学中的内容。葛洪把天地情状阴阳吉凶也就是《易》革卦象辞所说的“治历明时”、《礼记·曲礼上》中记载的内外刚柔之日和《诗经·小雅·吉日》所说的以干支配吉凶的方法，都算在了黄帝头上，正说明黄帝之学与天文星象、阴阳推历以及观天象占吉凶的知识与技术的关系。《文子·精诚》、《淮南子·览冥》都说黄帝“调日月之行，治阴阳之气，节四时之度，正律历之数……”[13]，可能，正是在对天象和历法的观察和联想中，黄帝之学的传承者们总结了一些拥有自然法则为依据的原则，并用来自天象与历法中的吉凶祸福来印证其正确性。比如刑德[14]，本来是阴阳推历判断吉凶的方法，但挪用到兵法上，就是百战百胜的基础，《尉缭子·天官》中就肯定了这一点，而在政治上，则成了对政治正确的证据，因为政治也要吻合宇宙的法则，《管子·四时第四十》[15]：“阴阳者天地之大理也，四时者阴阳之大经也，刑德者四时之合也，刑德合于时则生福，诡则生祸”，这就是马王堆帛书本《十大经》中黄帝所说的“始判为两，分为阴阳，离为四时”，因为天地已经如此，所以正如《称》所说“凡论必以阴阳（明）大义”；又比如天地运转，本来是人们推断季节节气的天文依据，但投影于人间，就成了安排人间社会秩序不言而喻的规则，《管子·版法解第六十六》：“版法者，法天地之位，象四时之行，以治天下……春生于左，秋杀于右，夏长于前，冬藏于后……”[16]，这也可能是从黄帝之学中来的，《经法》中说，“天执一明（三、定）二，建八正，行七法”[17]，天规定了日、月、星的运转，规定了一阴一阳即一晦一明的变化，规定了“四时有度，动静有立，而外内有处”，因为天地人三位一体，“天地有恒常，万民有恒事，贵贱有恒立”[18]，天的这种神圣而整齐的秩序，当然就是人间秩序的“版法”。
“观天于上，视地于下，而稽之男女”[19]，这一思路一直在春秋战国时代影响很深，《国语·周语下》中太子晋就说过，“上不象天，而下不仪地，中不和民”，就失去了立足之本[20]，而《管子·心术下第三十七》：“能戴大圆者体乎大方，镜大清者视乎大明”[21]，大圆就是天，大方就是地[22]，这些话与《吕氏春秋》卷三《圜道》中的“天道圜地道方，圣人法之所以立上下”很像，大概都是从黄帝与颛顼那段对话“大圜在上，大矩在下，汝能法之，为民父母”推衍出来的，用现代的话语来表述，就是用天圆地方的自然法则作为人间秩序的终极依据，把天、地、人贯穿起来[23]。在黄帝书中，把天、地、人连在一起，强调人们要参证天文、地理、人事三方面因素的话语很多，比如《经法·大分》中的“王天（下）者之道，有天焉，有人焉，又（有）地焉，参者□用之，□□而有天下矣”[24]。从哲理的层面上说，这句话无非是表示：“道”是贯穿天、地、人即宇宙一切的根本法则，一切的合理性都要得到天、地、人的自然法则的支持。但是，从产生它的知识与技术背景来说，我们要说，它表示的是黄帝这一思想流派所依托的背景或基础，是古代中国有关天文、地理与人类自身的很具体也很广泛的知识与技术，正是从这些几乎包容了古代中国所有知识与技术的背景中，才产生了那种用涵盖、超越的话语来表达的气派宏大的哲理。
概括地说，黄帝之学包含了以下内容和思路：
黄帝之学包含了以下内容和思路
第一，天圆地方的盖天说，它是以视觉中以北极为中心的天体运行为背景得来的一种宇宙知识，宇宙中永恒不动的极点使人们想象为“一”或“太一”或“太极”，天地整齐的对称和天地规则的运动被人们理解为一种精致的宇宙格局和自然秩序[25]。第二，“阴阳”、“四时”、“五行”是构成天、地、人的共同法则，它们之间由于一种“同类”、“同声”或“同气”的关系，由“气”在中间形成互动和感应[26]。第三，由于对天象的轨迹与历法的规则可以用数字来表示，所以它有很多数字表示的基本概念，而这种概念推演到社会范畴，就形成了相当多的数字化术语，如一（道）、二（日月或阴阳）、三（日月星）、四时、五政、六柄、七法、八正，这就是所谓的“数”、“度”、“位”[27]。第四，这种有形的宇宙观念和天地人贯通的想法，加上一些看上去简约而神秘的数字概念，使得人们认为，社会与人间的事情可以用一些来自自然的规则进行运作，一方面他们发明了“式”，另一方面他们想出了“度”，把这套思路推演到社会与人，这就是所谓的“道生法”，因为它来自“天道”，所以“法”才能有不言而喻的合理性，“生法而弗敢犯也，法立而弗敢废也”[28]。
宋钘、尹文一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