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异域之风

古代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了它与外部世界的文化接触，而这种接触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接触究竟引起了什么样的结果

东临大海、西为雪山的地理环境可能限制了古代中国人的对外交往，不过这种限制毕竟没有把中国隔绝在世界之外。近来，一个越来越令人感兴趣的话题就是，古代中国究竟什么时候开始了它与外部世界的文化接触，而这种接触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接触究竟引起了什么样的结果？话题是个老话题，但老话题的重新提起，却有其深刻的原因与特别的背景。

《逸周书·王会篇》曾经记载过西周武王（一说成王）时八方进贡的热闹场面，还引了《商书》中的《伊尹朝献》，似乎殷商时代就与四方（符娄、仇州、伊虑、沤深及九夷十蛮）有来往，但毕竟还在中国的版图中[1]。《穆天子传》也写过周穆王西征的故事，到了昆仑之山，见过西王母，但毕竟半是故事，半是想象，想象驰骋也还是没有超出中国的西部疆域[2]。“我南望过于三涂，我北望过于有岳”[3]，这大概是当时人想象的遥远世界的限度。《山海经》的记载倒是超越了目验的范围，以至于有人相信它是古代中国人探险的记录，或是古代中国人发现新大陆的证据，但稍怀谨慎之意，就只能把它当做想象与传说，仿佛古人显示多闻博识或见识鬼神异物的图画的解说词，毕竟也当不得真[4]。尽管我们知道交流和互渗是存在的，但我们也相信，像这两个词的本义一样，那些“流”与“渗”实在是很缓慢和零星的。但是，近年凿实的考古发掘和严肃的文献考证，却使我们过去对古代中国与外界交往的低限估计发生了动摇，使我们不得不重新估价古代中国人心中的世界知识。

不妨看一个例子。过去，我们理解中的殷商文明，似乎仅仅覆盖了中原一带，但是，近年江西新干大洋洲和四川广汉三星堆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却在向我们暗示，在江南、甚至在过去认为开发较晚的巴蜀，也早已有了相当高的文明、知识与技术；前面，我们屡次提起殷商时代仪式之重要，仪式上有两类重要的活动，一是占卜，一是祭献，但其所用的物品竟然相当多的不是来自中原，龟甲经生物学家鉴定，往往来自极远的南海，而青铜器的冶炼原料，近来又被研究证明，它来自遥远的云南[5]。如果再进一步追问，广汉三星堆出土的谲诡的铜面具和奇异的铜立人，与中原风格迥异，会不会启发我们向西追寻其艺术灵感的来源？云南作为后来与印度交往的要道，过去一直以为是张骞时代才有的，但是既然在遥远的殷商就可以大规模地将铜矿（或铜材）运到中原，那么通过云南与西南各个文化区域，是否早就有了一个畅通的通道而不必等到汉代？[6]

我们无法从更早的蛛丝马迹上去捕风捉影，揣测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像本世纪一开始到现在一直有人从卐字猜测东西交通的途径，我们就不敢相信；我们也无法同意过分地凭借想象对古代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描述，如殷商人渡海成了印第安人之类的神话，我们就不敢苟同。我们也不必专门论述后来中国与世界的具体交往，像葛洪到过印支一类的故事，我们就不必为其特意推敲考证，因为那时的交流早已成为可能，添上一二例证并无特殊意义。我们只是从现在已经有的一些发现来看，似乎古代中国与世界在很早就不是隔绝的，那些零星的渗透和逐渐的滋漫，就瓦解了隔绝的堤岸，于是到了汉代，由于汉王朝与匈奴争夺西域控制权的对抗，由于大月氏的西迁与贵霜王朝的崛起，由于罗马帝国与汉帝国的并立，由于陆上、海上交通技术的发展，一下子打开了中国人的视野，拓展了中国人的“世界”，并真正地在中国思想世界发生了有意义的影响。1936年贺昌群发表的《汉代以后中国人对于世界地理知识的演进》一文曾经指出，《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表明中国对于玉门阳关以西的世界，从西汉的“包括今撒马耳干（Samarkand）及俄属土耳其斯坦，更进而西伯利亚、波斯、小亚细亚（Asia Minor），以至印度”，到东汉更进而西面到达了条支、了解了大秦（罗马共和国），而北面则知道了丁零与坚昆（Kirghiz），到了贝加尔湖（Baikal），东面则肯定与日本有了来往，日本九州发现的汉倭奴王金印已经证实了这一点[7]。

地理地质学界有所谓的“板块漂移说”，一个大陆，由于某种力量分成几块，或几块大陆由于互相碰撞挤压成为一块，据说喜马拉雅山脉就是这种碰撞挤压形成的“造山运动”的结果。思想史上的交流也是如此，世界视野的拓宽必然引来文化交融与冲突，文化交融与冲突则必然导致思想世界的变化。一般说来，在意识形态逐渐完熟、定型与固定化的时代，思想体系的内部就已经不再具有自我更新与引发变异的资源，即便有，更新与变异也只是在思想世界的内部，并不影响整个思想世界的格局。而此时的世界拓展与思想碰撞，就给一个相对封闭的思想世界带来了一些外在的，但又是新鲜的变革动力，在我们即将进入的这个时代，最重要的外来资源就是原产于印度的佛教。在我看来，中国思想世界经过春秋战国的分化到两汉逐渐百川汇海形成一整套系统的意识形态之后，已经不再有自己变化更新的内在动力，而正是在这一时刻，佛教东来，成了中国思想世界自我调整的契机，汉代以后中国思想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道教的崛起及其对佛教的回应，中国传统思想对佛教不断的融会，以及在这种对固有资源的不断再发现过程中持续地提出新思路。

佛教东来成了中国思想世界自我调整的契机

佛教的传入与中国化、道教的崛起及其对佛教的回应，中国传统思想对佛教的不断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