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大约在公元一四七至一四八年间，支娄迦谶和安世高分别来到洛阳，并开始了佛教经典的汉译事业，经过他们以及竺佛朔、安玄、支曜、康孟详、支谦、康僧会等人的传译，一百多年间，到西晋之初，已经有265部411卷佛经被译成了汉文[15]，其中包括了相当重要的，后来对世俗社会影响巨大的《般舟三昧经》、《问地狱事经》，关于佛陀生平事迹的重要文献《太子瑞应本起经》，大乘般若学经典《般若道行品经》及异译《大明度无极经》，小乘禅学的重要文本《安般守意经》等等，那些记述了佛陀与其弟子对宇宙与人生的思考智慧以及对人生与社会的拯救方法的佛经，就这样传到了中国。不过，在讨论佛教东传及其思想史意义时有一点应当注意，即佛教对中国精英阶层的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真正的有意味的影响，并非从一开始就具有的，许理和曾经在《佛教征服中国》中指出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即在《高僧传》、《出三藏记集》等佛教文献与《三国志》裴注、《世说新语》、《晋书》等世俗著作中，几乎看不到公元290年以前僧侣与有教养的上流阶层的记载[16]，从东汉到东晋以前那个被几个人名与几本经名连缀起来的早期佛教传入史，其实在当时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细看初期这些译经者的名字就可以知道，最早对佛教经典的传译以及解释者，主要还是来自西域月氏、安息、康居以及天竺的异族人，“两汉登贤，咸资经术，洎魏正始以后，更尚玄虚”[17]，直到西晋、东晋之交，中国本土的知识与思想还占据着知识阶层的主要视野，在思想世界垄断着话语权力的知识阶层，对这种来自异域的宗教毕竟还缺乏特别的兴致，也还缺乏深入的理解。

但是，在民众的生活世界，佛教的故事、仪式以及观念却经由一些很世俗的方式在渐渐地渗透之中。

很多研究者都指出，佛教东传的最初一二百年中，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只是一个与道教类似的宗教，比如《牟子理惑论》中所谓佛“犹名三皇神，五帝圣”，“乃道德之元祖，神明之宗绪”，可以“恍惚变化，分身散体”，而且“欲行则飞，坐则扬光”[18]，这大概不是一个牟子的看法。一个神通广大的神灵，怀着拯救众生的心情，指示解脱的道路，大概就是那个时代的信仰者心目中的佛教，而这种对佛教的感观和观念在一般思想世界中，很久一直不曾发生过什么根本的变化。不过，在思想史上应当注意的是，毕竟这是一个生成于异域的宗教，它对于宇宙、社会与人生的理解、解释和应付策略终究与中国有大不同，因此，对于中国的信仰者来说，佛教初入中国时所带来的、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思想中，有一些是过去中国思想世界所不曾听说过或不曾确立过的，比如宇宙的虚幻，比如生存的痛苦，比如三世的轮回，以及追求真实、解脱痛苦和超越轮回时那些看来匪夷所思的方法与途径。

佛教的故事、仪式以及观念却经由一些很世俗的方式在渐渐地渗透之中

可以把这些佛教的知识与思想同古代中国思想世界作一个简单的比较。按照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想法，虽然永恒生存很可贵，但即使是短暂的生命存在对于人来说也总是意味着幸福，因为生存的世界无疑是真实的，所以从《吕氏春秋》到《太平经》，从马王堆出土的养生导引图到传为华佗的五禽戏，都透露着一个“贵生”的想法，可是，相传汉代所译的《四十二章经》中说到，“身中四大名自有名都为无，吾我者寄生，生亦不久，其事幻耳”，东汉安世高译《八大人觉经》中更说到，“世间无常，国土危脆，四大苦空，五阴无我”[19]，三国吴维祇难译《法句经》的第一部分就是《无常品》，按照它的说法，没有什么是真实而永恒的存在，一切都是无常，人生就是在生死轮转中，人“如少水鱼，斯有何乐”[20]；按照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想法，尽管人死后骨骸归于地，魂气无不之[21]，但是真正实存于生活世界的人，生命只有一世，“人死者乃尽灭，尽成灰土，将不复见……今一死，乃终古穷天毕地，不得复见自为人也”，这不仅是道教的观念，而且也是传统中国的观念[22]，但是，佛教却告诉人们，“灵亡神在，随行转生”，“受形命如电，昼夜流难止”[23]，人的神魂只是以形体为寄庐，形体虽然毁坏，但神魂还将进入下一轮的生死循环，《理惑论》中说“魂神固不灭矣，但身自朽烂耳”，就如五谷根叶会死而种子长存[24]，所以也叫做“有情轮回六道生，欲如车轮无始终”；按照古代中国人的传统想法，人要想得到解脱与超越，应当效仿神仙，服食药物，练形尸解，追求长生，但是佛教却告诉人们解脱和超越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首先由于人亡而神存，有三世轮回，所以应当知善知恶，“有道虽死，神归福堂，为恶既死，神当其殃”，只有全心信仰佛教，得到佛教的救助方可解脱困厄；其次由于人生而有欲，是欲望引起种种烦恼与痛苦，导致人不能解脱生死束缚，所以要觉悟“多欲为苦，生死疲劳，从贪欲起，少欲无为，身心自在”[25]，于是佛教有种种修炼的技术，使自己心灵趋向于清静与安宁；再次由于世间无常，生死皆苦，所以应当超越生死之外，寻找一个“非空非海中，非人山石间，无有地方所，脱之不受死”，即佛教所说的非人间的超越境界。

佛教还向古代中国的信仰者提供了种种救赎的方式

不止是这些观念，佛教还向古代中国的信仰者提供了种种救赎的方式。当然，作一个彻底的佛教徒，以出家的方式向佛陀表示一种解脱的愿望，是求得救赎的起码的条件[26]，除此之外还有种种方式，以《高僧传》的分类为例，在译经即对佛教经典的传译、义解即对信仰的理解和明律即对佛教规则的阐明之后，作为个人，信仰者实现宗教使命和由此获得救赎的途径大致还有以下几种：首先是“神异”，神异类记载虽然从佛图澄开始，但实际上在佛教东传的过程中，显示神迹一直是佛教吸引信仰者的重要形式，就像《高僧传》所说的，“神道之为化也，盖以抑夸强，摧侮慢，挫凶锐，解尘纷，至于飞轮御宝，则善信归降，竦石参烟，则力士潜伏”[27]，观察星象、占验吉凶、治疗疾病、驯虎降龙、咒祝变化，各种神奇的技术和夸张的故事，在支持信仰方面常常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其次是“习禅”与“亡身”，这些救赎的方式大体上是以对自己心灵中的情感和思想、身体的欲望和行动进行制约、惩戒甚至牺牲，来取得佛教所许诺的回报，如习禅，《高僧传》记载的三十二人中，僧显“属想西方”、法绪“清谨蔬食”、慧嵬“栖处山谷”、僧周“韬光晦迹”、净度“独处山林”、僧从“不服五谷”，直到最后一个齐赤城山释慧明，依然是“栖心禅诵，毕命枯槁”，大体上都遵循着佛教传统的禅法，以念佛、冥想、苦行为主，他们要想象自己的身体，只是一种虚幻的聚合，而这种虚幻的聚合是没有永恒性与真实性的，因此是“无常”，因此尽管有种种苦恼与艰难，也只是一种虚幻不实的感觉，尽管有种种欲望和享受，也只是倏起倏灭的泡沫，他们以此求得心灵的宁静与超越[28]，而亡身则更需要个人的牺牲，如为乞求平息虎患而舍身饲虎，为赈济饥民而愿舍身为食，以自己心肝向群盗换取小儿心肝等等，“体三界为长夜之宅，悟四生为梦幻之境”，佛教暗示以这种个人性的牺牲，虽然有违戒之嫌，但“遗己赡人”可以换得个人的解脱与超越[29]。再次是“诵经”，至今仍然是佛教最重要功课的诵经，在当时曾经是较早的救赎的重要形式，除了《高僧传》，清人赵翼《廿二史劄记》卷十五曾经列举了《晋书》、《宋书》、《魏书》、《南齐书》、《北齐书》、《周书》中关于念诵佛经可以免除灾难的故事说，佛教使人相信，“非徒恃谈空说寂也……，盖一教之兴，能耸动天下后世者，其始亦必有异人异术，神奇灵验”[30]，现存于日本的，由南朝世俗信仰者撰写的《光世音应验记》、《续光世音应验记》和《系观世音应验记》[31]，就记载了种种由于诵念佛经而得免于灾难的事迹，其中相当多的神奇故事，想来在当时是被广泛传播的。与诵经相似的是念佛，据《佛名经》卷首的序文说，“受持读诵诸佛名者，是人现世安稳，远离诸难，及消灭诸罪，未来当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32]，包括虑念佛陀、称名入定、称赞诵颂等不同意味的“称佛名”、“诵佛号”，作为一种功德[33]，也成了与“诵经”一样的解脱与超越途径，它意味着一个信仰者萌发了向佛的心愿，向拯救者发出的救赎信号[34]。最后是“兴福”，这是一个包罗甚广的救赎途径，有造寺、建塔、造像等等，现存华北大地上相当多的石窟、佛像、经幢都是当时宗教观念的遗存，《道行般若经》说，“所以作佛像者，但欲使人得其福耳”，《妙法莲华经》也说“若人为佛故，建立诸形象，刻雕成众相，皆已成佛道”[35]，造像建寺，让人观瞻，是为他人方便，也是为了自己“渐积胜业”，以获得佛教的承诺，研究者曾经根据对五至六世纪佛教造像的研究指出，由于经典的鼓励以及“观佛”作为一种重要的修行方式，五至六世纪时出现了相当多的佛教造像[36]，这些数量极大的造像的建立，与建立时举行的八关斋会、行道仪式，以及佛教各种节日如浴佛、盂兰盆会等等，在佛教救赎观念的传播中显然有相当大的作用。在这些观念与方法中，看来简单却十分明白，尽管肤浅却颇有系统的东西，就是佛教给中国思想世界带来的新内容，也构成了那几百年间一般思想世界对于佛教的基本知识，《魏书·释老志》的概括其实很准确：

凡其经旨，大抵言生生之类，皆因行业而起。有过去、当今、未来，历三世，识神常不灭。凡为善恶，必有报应。渐积胜业，陶冶粗鄙，经无数形，澡练神明，乃致无生而得佛道。其间阶次心行，等级非一，皆缘浅以至深，藉微而为著。率在于积仁顺，蠲嗜欲，习虚静而成通照也。故其始修心则依佛法僧，谓之三归，若君子之三畏也。又有五戒，去杀、盗、淫、妄言、饮酒，大意与仁、义、礼、智、信同，名为异耳。云奉持之，则生天人胜处，亏犯则坠鬼畜诸苦。又善恶生处，凡有六道焉。[37]

从公元二世纪到六世纪的四百年间，佛教信仰在古代中国的生活世界和思想世界已经传播得相当普遍，它那些思出幽眇的道理、神奇玄妙的故事、连同它为传播而携来的种种技艺和传教时举行的种种仪式，渐渐使人们对它有了兴趣，《洛阳伽蓝记》卷一记载长秋寺四月四日行像，“观者如堵，迭相践踏，常有死人”，而景乐寺的乐舞杂艺，则使“士女观者，目乱睛迷”[38]，在各种佛教仪式中，佛教徒用切近的方式传播着佛教的观念，“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忏悔；若为君王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庶，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目”，在这种宣传中，“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语地狱，则使怖泪交零；徵昔因，则如见往业；核当果，则已示来报。谈怡乐，则情抱畅悦，叙哀戚，则洒泪含酸”[39]，当人们聆听佛教经师的转读的唱导时，会“阖众倾心，举堂恻怆，五体输席，碎首陈哀”，于是，为了求得解脱与超越，他们愿意接受佛教这些关于宇宙与人生的教诲[40]。

写本、造像、忏法中所见的宗教意识及其在中国社会中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