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晋之间：固有思想与学术的演变

纪元前后的西汉东汉之际，中国思想世界最引人注目的大概是思想的一统取向，所谓“一统”，不仅指知识背景的文化整合大体完成，理论阐发的经典依据大体落实，思想体系的思路框架大体确定，而且也指思想、学术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的大体协调，用传统的说法，即“道统”、“学统”与“政统”的合流。

合流使思想的整体拥有了“话语的权力”，却使思想的个人失去了“话语的权力”，合流也使思想进入了“政治权力”，但也使思想的人依附于“政治权力”。“权力”（power）是这样一种东西，“它是指个人、群体和组织通过各种手段以获取他人服从的能力，这些手段包括暴力、强制、说服以及继承原有的权威与法统”[1]，思想只有在成为政治意识形态时，才真正地、绝对地拥有了“权力”，但是，当思想拥有权力的时候，它也就成了意识形态，而意识形态则不断地瓦解和削弱思想，因为它不再是个人的思考，它失去了自由性与超越性。

思想史到了东汉时代，有两个很明显的事实。一个显著的事实是作为思想与学术的承担者的知识阶层被“边缘化”。王室贵族不言而喻地占据着政治权力与文化权力的中心之外，接近王权的宦者集团与外戚集团则利用王权对权力进行着激烈的角逐，并不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凸显于历史的中心地带，而拥有思想与学术的人却被挤到了历史的角落，那个据传“十岁能通《春秋》”，而且能“通《尚书》”的汉明帝写了一部《五行章句》[2]，冬天到辟雍去作了一番演讲，然后让他的老师桓荣的儿子桓郁接着再讲一篇，得意之余，竟自比孔子，对饱学的桓郁说，“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3]，表面的谦虚背后是嚣张的骄傲，这个故事象征着“政统”对“道统”的兼并或“道统”对“政统”的屈服。另一个显著的事实是思想的一致，拥有权力的意识形态带来对思想的窒息和消解。当一些文本在传统与权力的支撑下成为经典，当经典已经有了一个标准化的解释思想，当思想已经有了一个完整而系统的框架，一切都似乎已经有了现成的答案时，一切都在经典解释的范围内，没有“意外”的变化，没有“格外”的现象，于是宇宙、社会、人就在这一套符号所固定的思想中运转，这时就会导致一种对思想的轻蔑。特别是当这一套固有的思想又成为一种确认身份、落实价值的工具时，人们就更加不易去窥望新的思想世界，不易去怀疑旧的思想体系。东汉有一个叫樊准的人在邓太后临朝时，为“儒学陵替”上书，说过去“垂情古典，游意经艺”，如今“博士倚席不讲，儒者竞论浮丽”[4]，就是这种后果，尽管表面上文化昌盛，独立的思想和自由的精神在这个时代却逐渐消失，余下的多是徒具形式的文辞。

知识阶层的边缘状态与意识形态下的思想一致

不过，也正是在这两种趋向的背后，潜伏着此后思想与学术风气的变化。

思想与权力的紧张中捍卫真理与人格的理想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