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1]如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纲》第一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在他主编的《中国道教》中再次重复了这一观点，说汉代经历了从“方仙道”到“黄老道”的长期酝酿，并有宗教组织形式出现，所以汉末形成了道教，第一册，15页，知识出版社，1994。任继愈《中国道教史》第一章则更明确地说，道教“酝酿于汉代，诞生于汉末”，并具体地分析了道教形成的社会背景是，第一，有神论大泛滥，第二，统治者对神仙方术的关心，第三，经学衰落，社会危机加深，第四，社会动荡，第五，佛教传入。17页、1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这种看法其实在很早时候就已经有了，像许地山发表于二十年代的《道家思想与道教》中就说五斗米道与太平道“这两派的道教才是今天道教的正祖”，载《燕京学报》第二期，1927。

[2]我在1987年出版的《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就持这一看法，至今我依然倾向于这种意见。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日本学者的态度虽然有些暧昧，但也可以看出倾向于这一观点，如窪德忠《道教史》指出，五斗米道与太平道都是“后来道教教团的基础，但我认为视当时的两集团为道教教团确有困难”，他在下一章叙述葛洪等人时，才命名为“道教教团的确立”，中译本91页、92页，萧坤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福井康顺等《道教》则将五斗米道与太平道称为“原始道教教团”，而将后来寇谦之的道教称为“国家道教”，将“教理体系的完备”算到葛洪以后的江南道教，中译本29—42页，朱越利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3]《魏书》卷一一四，3051页。

[4]郭宝钧等：《1954年春洛阳西郊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6年2期，北京。

[5]禚振西：《陕西户县的两座汉墓》，《考古与文物》1980年1期。按：《抱朴子》卷十五《杂应》中有“书北斗字及日月字”以避兵的记载，太一锋与北斗恰好有关，见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增订本）》，270页，中华书局，1985。

[6]连劭名《东汉建初四年巫祷券书与古代的册祝》指出汉代解除活动中的方术来源于古代的册祝，《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6年6期。

[7]参见王育成：《东汉道符释例》，《考古学报》1991年1期。按：考古发现说明，解注文在后世一直很常用，包括在敦煌，也曾经发现过不少道教解注文的资料，参见刘昭瑞：《谈考古发现的道教解注文》，《敦煌研究》1991年4期，甘肃敦煌；又，万方：《古代注病及禳解治疗考述》，《敦煌研究》1992年4期。而“黄神”，见于《东汉熹平二年张叔敬墓解除文》之“黄神生五岳，主死人录，召魂召魄，主死人籍”，似是与五岳有关主持生死之神，“黄神”与“越章”相配成一词，则见《抱朴子》卷十七《登涉》，“古之入山者，皆配黄神越章之印，其广四寸，其字一百二十，以封泥著所住之四方各百步，则虎不敢近其内也。”王明：《抱朴子内篇校释》，313页。又，《弘明集》卷八释玄光《辨惑论》也说道教：“造黄神越章者，用执杀鬼……又造赤章，用执杀人”。四部备要本，66页。

[8]参见本书第一卷第三编第一节《秦汉时代的普遍知识背景与一般思想水平》。

[9]关于这方面的研究，可以参见平秀道：《纬书にぁらはれた道教の思想》，载《东方宗教》第7号，77页，法藏馆，1955。李零：《中国方术考》，人民中国出版社，1993。前者列举了一些例子证明道教直接采用了纬书相当多的内容，如天帝夺人算、芝草仙药的传说，后者则考证了古代数术方技中的一些内容，它们相当多的都与道教有关，如炼丹、服食、房中的起源等等。

[10]《汉代的巫者》，稻乡出版社，台北，1988。

[11]转引自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85页、86页，平乐寺书店，1964，1992。

[12]参见《三国志》中对扈累、郤俭、甘始、管辂、左慈、吴范、刘淳、赵达等人物的记载，《三国志》卷十一注引《魏略》，365页，卷二十九《方术传》，804—812页，卷六十三《吴范刘淳赵达传》，1421—1425页。又，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中有《六朝时代の巫俗》一文，可参见其第二节《魏晋时代の巫者》。

[13]《曹植集校注》卷一，187—18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4]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卷六《救匮》，401页，又同卷六《散不足》，352页，中华书局，1992。

[15]黄晖：《论衡校释》卷二十五《解除》，1046页。中华书局，1990。

[16]《潜夫论笺校正·巫列第二十六》，301页，中华书局，1985。

[17]《后汉书》卷八十二下《方术列传下》，2746页。

[18]《后汉书》卷四十一《第五、钟离、宋、寒列传》，1397页，1411页、1412页，卷五十七《栾巴传》，1841页。

[19]《后汉书》卷三十《襄楷传》，1082—1084页。

[20]《广弘明集》卷八释道安《二教论》“张陵避病虐于丘社之中，得咒鬼之术书，为是遂解使鬼法”，又，“（张陵）顺帝时客于蜀，学道鹄鸣山中，造作符书，以惑百姓”，四部备要本，66页。《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张角……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2299页。

[21]《广弘明集》卷十二释明概《决对傅奕废佛僧事》，102页。

[22]《后汉书》卷七十一《皇甫嵩传》，2299页。一说“方”即“坊”。

[23]《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264页。

[24]《太平经》自1934年汤用彤指出为“汉代之旧书”后，相当多的人都赞同这一意见，而且相信它就是宫崇所上《太平清领书》，见《读太平经书所见》，载《汤用彤学术论文集》52—79页，中华书局，1983。当然，也有人对此表示怀疑，我以为它是汉代所出，但经过了相当长时期内不断的增删添改。《想尔注》自1956年饶宗颐、陈世骧相继对敦煌卷子（斯6798）进行考证之后，相当多的学者都同意它是汉代的作品，包括日本学者如大渊忍尔等，见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笺》，香港大学中文系，1956，《老子想尔注校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陈世骧《想尔老子道经敦煌残卷论证》，《清华学报》新一卷第二期，台北，1957；大渊忍尔《老子道德经序诀の成立》，《东洋学报》四十二卷1—2号，东京，1959。但是，这部书也许同样在流传中掺入了很多后来的内容，以致于引起不少怀疑，如福井康顺、楠山春树，参见楠山春树：《老子想尔注考》，载《老子传说研究》，创文社，1979；楠山春树：《道家思想と道教》，39—41，63页，平河出版社，1992。

[25]《三国志》卷八《张鲁传》注引《典略》，264页。参见吉川忠夫：《静室考》，中译文载《日本学者研究中国史论著选译》第七卷，446页、477页，中华书局，1993。

[26]特别是保留了较多早期巫觋方术的宗教行为，尤其为知识阶层所不容，倒是个人性养气修炼为主的那一支神仙家思想，当时在知识阶层中还有较多的人缘，举一个例子，像南朝刘宋时代的周朗，他承认“云户岫寝，栾危桂荣，秣芝浮霜，翦松沈雪……土石侯卿，腐鸩梁锦”的出世生活是最高理想，但对于“鬼道惑众，妖巫破俗”、“乱男女，合饮食，因之而以祈祝，从之而以报请”、“居灵十房，糜财败俗”的事情是极反感的，《宋书》卷八十二，2091页、2100页。

[27]《抱朴子内篇校释》，367页、70页。

[28]《太上洞渊神咒经》卷一，《道藏》洞玄部本文类，始一，第6册，文物出版社、上海书店、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按：此经卷一与卷五，据大渊忍尔《道教史の研究》第四章《洞渊神咒经の成立》，约在东晋末至刘宋初问世。

[29]《道藏》正一部，满八，第28册。

[30]《晋书》卷五十八，1575页。

[31]《广弘明集》卷八、卷九，《四部备要》本，66页、76页。又，《大正新修大藏经》五十二卷，140页、149页。

[32]《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力二，第18册，参看杨联陞：《老君音诵诫经校释》，《杨联陞论文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33]分别参见释玄光《辩惑论》、释慧通《驳顾道士夷夏论》、释德愍《戎华论析顾道士夷夏论》，《弘明集》卷八，65页，卷七，62页，63页、64页。

[34]《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3051页。关于寇氏清整道教的问题，可以参见汤用彤、汤一介：《寇谦之的著作与思想——道教史杂论之一》。

[35]《道藏》正一部，笙，第32册。

[36]《陆先生道门科略》，《道藏》太平部，仪九，第24册。

[37]《辩正论》卷二《三教治道论》，《大正新修大藏经》第五十二册，497页。

[38]参见马伯乐（Henri Maspero）：《道教》，川胜义雄日文译本，177页，平凡社，东京，1978，1992。

[39]《抱朴子内篇校释》，114页。

[40]《道藏》太玄部，安二，第20册。

[41]据大渊忍尔的研究，《洞渊神咒经》的卷十大约成书于陈隋之际，即公元六世纪后半。

[42]但是，也有一些仪式和方法的改变，却需要更长的时间，比如以自惩自苦来感动鬼神的涂炭斋法，需要黄土涂面，散发悬柱，反缚自扑，据说与《太平经》中的“叩头自缚而啼鸣”的首过传统有关，来历自然很早，但尽管佛教徒对它攻击相当严厉，但在南方依然流行，如《洞玄灵宝五感文》中还在施行，大概直到八世纪以后才渐渐取消，如杜光庭《太上洞神太元河图三元仰谢仪》说，“跪伏叩头，唯在精志，不用免冠散发”，《洞玄灵宝河图仰谢三十六天斋仪》说，“大灾重病，散发叩头，不须搏颊”，参见杨联陞《道教之自搏与佛教之自扑》及《补论》，均见《杨联陞论文集》，15—32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

[43]王明《太平经合校》卷七十三至八十五，301页，这一部分原已佚，王明以《太平经钞》戊部补入。

[44]《老子想尔注校证》23页、24页。

[45]《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三《对俗》，53页、54页。

[46]《太平经合校》卷一一八《天神考过拘校三合诀第二二一》，672页。

[47]这类说法可能出于《立功益算经》、《道士夺算经》，参见《抱朴子内篇校释》，333页。

[48]《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六《微旨》，参见宫川尚志《六朝史研究（宗教篇）》第七章第二节，115页。

[49]任乃强《华阳国志校注图补》卷八《大同志》，4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

[50]参见《晋书》卷六《明帝纪》，160页；卷五十八《周札传》，1575页；此外，如东晋简文帝咸安二年（372）对自称大道君的卢悚、东晋安帝隆安二年（398）对孙泰的镇压，都是例子，参见《资治通鉴》卷一〇三、一一〇。

[51]《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八，《道藏》洞玄部本文类，始八，第6册；《要修科仪戒律钞》卷三，《道藏》洞玄部戒律类，唐三，第6册。

[52]《玄都律文》大约出现于六朝，《道藏》洞真部戒律类，雨，第3册。

[53]《洞玄灵宝三洞奉道科诫营始》，题金明七真撰，但一般认为它出自南朝梁代，《道藏》太平部，仪三，第24册。

[54]参见前引《陆先生道门科略》、《三天内解经》与《老君音诵戒经》等。

[55]《崔浩与寇谦之》，原载《岭南学报》十一卷一期，1950。收入《金明馆丛稿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56]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7页、16页。

[57]参见楠山春树：《道教戒の概观と五戒、八戒》、《道教における十戒》，收入楠山所著《道家思想と道教》，64—82页，83—113页，平河出版社，1992。

[58]如《太上老君诫经》就要求人们“不取非财，救祸济难”、“与人君言则惠于国，与人臣言则忠于君”，《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力二，第18册。

[59]参看以下记载：一、《玄都律文》说：“百姓有疫病厄急归告之者，当匐匍救之……受取皆计减为罪，违律罚算一纪”；《老君音诵诫经》说：“授署道教治箓符契，岂有取人一钱之法乎？……仿署治箓，无有财帛”；二、《老君音诵诫经》说：“请客就会，人习严整衣服，如生官天子殿会恭肃共同”；《真诰》卷二说，房中术“虽长生之秘要，实得生之下术也”，“尔慎言浊生之下术，坏真霄之正气”；三、《老君音诵诫经》在说到父死子系时说：“道尊德贵，惟贤是授，……有祭酒之官，子之不肖，用行颠倒，逆节纵横，错乱道法，何有承禀之理乎？”并说它“使道益荒浊”。

[60]道教戒律对信仰者的行为规范，可参看《太上洞玄灵宝智慧罪根上品大诫经》卷上所说的十种大诫：一是恤死护生，二是救疾治病，三是施惠穷困，四是奉侍师宝，五是晨夕诵经，六是修斋念道，七是恬淡退守，八是宣化愚俗，九是立井种树，十是为人垂范，“此十善因缘，上戒之律”。《道藏》洞玄部戒律类，陶，第6册。

[61]《镇江博物馆藏古代铜印》，《文物》，1983年8期。

[62]参见刘昭瑞：《东治三师、三五将君、大一三府、南帝三郎考》，《考古》，1991年5期。但是此文认为，此印“显示出了……规范性与实用性……与稍后南朝陆修静和北朝寇谦之等人之清整道教，力图使之士大夫化是前后呼应的”，还缺乏必要的说明。

[63]参见《太平经合校》卷一一二，583页，卷六十九，262页以下，卷七十二“东方之骑神持矛……”，292页，卷一一二“天有教使，奔走而行，以云气为车，驾乘飞龙”，等等。

[64]各种神鬼系统的名号，很早就一直有，较成系统的也曾经在《楚辞·九歌》、《包山楚简》以及汉代官方祭祀典制中反复出现。不过，似乎各地巫觋方士所祠祀的鬼神又各有名堂，造成十分的混乱，例如江苏邗江湖场5号西汉墓葬中出土的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木牍上，就有三十多个神祇的名号，看上去似乎缺乏可理解的系统。据说，张陵曾造《千二百官仪》作为道士上章请神之本，而现存的《正一法文经章官品》就是它的节录，但是直到晋代五斗米道还是在拜启三师（张陵、张衡、张鲁）后，就向北拜上皇北上大道君，东向拜太上老君、太上丈人、天帝君、天帝丈人、九老仙都君、九老丈人以及百千万重道气、千二百官君等等，似乎也不太有秩序，更缺乏一种合理性的支持架构。参见刘琳《三张五斗米道的一部重要文献》对《正一法文经章官品》的论述，《古籍整理与研究》第4辑，中华书局，1989。

[65]《宋书》卷十七，487页。

[66]《三国志》卷二，84页。

[67]《高僧传》卷一《魏吴建业建初寺康僧会》，汤用彤校注本，16页，中华书局，1992。

[68]参看《晋书》卷十九《礼志上》，600页、601页。

[69]《太上洞渊神咒经》卷八，《道藏》洞玄部本文类，始八，第6册。

[70]其实这可能在很早就有过，《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中的《家令戒》曾经用批评的口吻说到“受职者皆滥对天地气候，理三官文书，事身厚食”，这种对应天地气候（如星辰、日月、山川、风雨）的“受职者”可能是道教的首领，但也很容易被附会到道教的神祇上。

[71]柳存仁：《道教前史二章》，《中华文史论丛》五十一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

[72]参见葛兆光：《道教与中国文化》，60页、61页。

[73]《道藏》洞玄部威仪类，化二，第9册。

[74]《魏书》卷一一四，3052页。

[75]《真诰》卷一，《道藏》太玄部，安一，第20册。

[76]《道藏》洞真部本文类，天一，第1册。据研究，今本《度人经》中，第一卷为原本，其余六十卷为后世敷衍而成，原本《度人经》大约为六朝宋齐间成书，参见康德谟（Maxime Kaltenmark）《关于灵宝的笔记》，中译本，载《法国汉学》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福井康顺《灵宝经の研究》第五《灵宝度人经の形成》指出，它是六朝以来的著作，出现于《赤书真文》五篇之后，载氏著《东洋思想研究第四》，后收于《福井康顺著作集》，446页、447页，法藏馆，1990。

[77]《太平经合校》卷一三七至一五三，709页，这一部分已佚，系用《太平经钞》壬部补人；同样的内容又参见卷九十三，389页。

[78]《道藏》正一部，笙，第32册。参看《云笈七签》卷二十六记载的十洲三岛故事。

[79]如《真诰》卷一在开列众真名号时，就包括东岳、蓬莱、戎山、少室、岷山、九疑山、华山、潜山、句曲、南岳、北岳等等。

[80]李丰懋：《六朝道教洞天说与游历仙境小说》，载《误入与谪降》，台北，学生书局，1996。

[81]《道藏》洞玄部神符类，衣，第6册。

[82]《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七《登涉》，300页。

[83]三浦国雄《洞天福地小考》指出，三十六洞天的说法比十大洞天的说法早，大约在364—370年之间，茅山大洞经录中已经有了初步的说法，《东方宗教》五十一辑，4页、5页，东京，1983。

[84]关于这一问题，参看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超越的内在性：道教仪式与宇宙论中的洞天观》，中译本，载《法国汉学》第二辑，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

[85]《道教における天神の降临授诫》，《中国中世の宗教と文化》，43页，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82。

[86]《老子想尔注校证》，25页。

[87]《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十九，333—336页。又，卷四《金丹》中说，他曾涉猎与搜集“养性之书”、“久视之方”，“篇卷以千计矣”，卷十六《黄白》又说，他看到的炼丹之书，有“《神仙经》黄白之方二十五卷，千有余首”，还有《金银液经》、《黄白中经》等，可见葛洪所浏览的道书范围是很广的，《遐览》中所开列的书单，也许并不是当时社会流行道书的全部。

[88]《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八《释滞》，151页。

[89]《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力二，第18册。

[90]《云笈七签》卷四引陆氏《灵宝经目序》，《道藏》太玄部，学四，第22册。

[91]《弘明集》卷六，《四部备要》本，56页。

[92]明僧绍：《正二教论》，《弘明集》卷六，《四部备要》本，51页。

[93]《广弘明集》卷八，四部备要本，64页。

[94]《弘明集》卷六《正二教论》，四部备要本，52页。

[95]据《笑道论·诸子道书三十六》的记载，此目录包括道教经书、药方与符图共1228卷，《广弘明集》卷九，四部备要本，80页；陆氏三洞道书的内容，可参见《辩正论》卷八《出道伪缪篇》，《大正藏》第五十二卷，545—547页。

[96]马伯乐（Henri Maspero）：《道教》，川胜义雄日译本，平凡社，1978，1992；陈国符：《道藏源流考》，中华书局，1963，1985；福井康顺：《道教の基础的研究》，《福井康顺著作集》第1卷，法藏馆，1990；吉冈义丰：《道教经典史论》，道教刊行会，1955；大渊忍尔：《敦煌道经目录》，福武书店，1978；《敦煌と中国道教》，《敦煌讲座》第4种，大东出版社，1983。

[97]《抱朴子内篇校释》，151页。按：文字略有校改。

[98]《抱朴子内篇校释》，52页、53页。

[99]饶宗颐：《老子想尔注校证》，10页。

[100]《道藏》洞玄部本文类，制四，第6册。

[101]比如《想尔注》一再批评“世间伪伎指形名道”，奉有服色、状态、长短形容的神，而不遵无形的“道”（17页），又批评“众书传记”，也是“大伪不可用”的“邪文”，是“尸人所作，悉邪耳”（22页），更批评祭祀祈祷等仪式“与邪同”，认为“天之正法”不在于此，道者应对此给予重罚，“有道者不处祭餟祷祠之间”（31页、32页），但事实上这几百年间道教的仪式与方法一直没有被放弃，只是在不断的充实和规整之中，因为这是道教实现人间功能的主要手段。

[102]《论衡校释》卷七，337页。

[103]《太平经合校》卷一二〇至一三六，684页；卷一一〇，532页。

[104]《老子想尔注校证》，9页、10页。

[105]《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三《对俗》，46页；《养性延命录·序》，《道藏》洞神部方法类，临二，第18册。

[106]马伯乐（Henri Maspero）：《道教》，川胜义雄日译本，100页，平凡社，1978，1992。

[107]吉冈义丰：《永生ヘの愿ぃ——道教》，东京，淡文社，《世界の宗教》第9种，1970。

[108]这里包括了道教所谓的内丹与外丹，马伯乐《道教》一书指出，它包括“伦理的生活与德行”和“生理的实践”两部分，而生理的实践中又分为“炼金术”、“食饵法”和“呼吸”、“性”和“体操”等内容，其中前两种是“假外物以自坚固”的方法，即借助药物长生，后三种是通过心理与生理的自我修炼以谋求永生，100—165页。

[109]《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三《对俗》，53页。

[110]马伯乐《道教》中指出，道教在公元初即于《西升经》中提出了自我救赎的问题，但是它的解决中心在于人的肉身永恒，所以会使一些优秀的人感到不能满意，所以一批注重实际者转向儒家，富于宗教性者转向了佛教，日译本，62页。但是，在道教史上我们可以发现，其实在某种程度上说，道教在救赎问题上，已经相当好地把儒家的社会道德取向和佛教的心理超越取向都结合起来了。

[111]《老子想尔注校证》，31页、25页。

[112]《道藏》洞玄部威仪类，化六，第9册。

[113]参看葛兆光：《想象力的世界》，现代出版社，北京，1990。

[114]《全后汉文》卷十五，《全上古三代秦汉六朝文》，550页，中华书局影印本，1958。

[115]《太平经合校》，3页。

[116]《周礼注疏》卷二十五，《十三经注疏》，808页。

[117]唐张万福辑：《三洞众戒文》，《道藏》洞真部戒律类，雨，第3册。按：其来源当在六朝，北周成书的《无上秘要》卷四十六已经引述，称之为“洞神五戒”，并称出自《洞神经》，《道藏》太平部，子九，第25册。

[118]如葛洪所列举的“取人长钱，还人短陌”、“强求强取，掳掠致富”等等，《抱朴子内篇校释》卷六《微旨》。

[119]《抱朴子内篇校释》卷三《对俗》引《玉钤经中篇》，卷六《微旨》。

[120]《老子想尔注校证》，第十九章“绝仁弃义”句注，24页。

[121]同上书，第三十章“其事好还”句，38页。

[122]参看汤一介：《承负说与轮回说》，见汤著《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333—344页，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8。

[123]《太上洞渊神咒经》卷首，《道藏》洞玄部本文类，始一，第6册。

[124]参看小林正美：《东晋期の道教の终末论》，载《中国の佛教と文化——镰田茂雄博士还历纪念论集》，大藏出版株式会社，东京，1988。

[125]《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力，第18册。参见唐长孺：《魏晋时期北方天师道的传播》，载《魏晋南北朝史论拾遗》，224—232页，中华书局，1983。

[126]《正一法文天师教戒科经·天师教》，《道藏》洞神部戒律类，力，第18册。

[127]《真诰》卷十四里说，“百六之运将至，则阳长水竭，阴成水架矣，阳九之运将至，则阴成水竭，阳长水架矣，顷者是阴成山水际已高九千丈矣，百六之来，无复久时”，人们应当跟随道教，到金陵一类的道教洞天福地去，卷十一中就说，“金陵者，洞虚之膏腴，句曲之地肺也，履之者万万知之者无一，……兵水所不能加，灾疠所不犯”，《道藏》太玄部，定四、定一，第20册。

[128]敦煌卷子本《太平经》（S·4226），汤一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道教》后附残卷校文，388页。

[129]《魏书》卷一一四《释老志》，3051页、3052页。

[130]《历世真仙体道通鉴》卷三十，《道藏》洞真部记传类，淡十，第5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