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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肯特罗纳德：

关于写作，你提的建议非常好。比起为月刊写作，写信给朋友要容易得多。因为我们大部分思绪好像野鹿，看到陌生人，就飞快逃走。此外，在驯养的思绪和驯养的鹿之间，看不到森林的天然美景。

这件事可以用两种方法做成。一是确定一个题目，两人展开争论——不过，令人担忧的是，不等争出个结果来，这个题目就可能渐渐枯燥了。二是只写信——换句话说，不确定题目，随便写，完全是为写而写。也可以说，就像在清闲的日子，两个朋友一起逛街，走到哪儿都没有关系，迷了路，也不必向哪位主人做解释。

一本正经地走在街上，谈论不相关的事情的机会不多。不过，就像比应买的物品，随便买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常常更令人喜欢一样，大部分时间谈论不相关的事情，更有意思。比起正题，边边角角的话题，谈起来心里感到更愉快。在大多数时候，神猴哈努曼和罗什曼那比罗摩[2]，毗湿摩比坚战[3]，卡玛拉摩妮比苏尔雅穆琪[4]，更讨人喜爱。

当然，全讲不相关的话，无异于发疯。但因此顺着自己鼻尖延伸出去的直线，从前言到结尾，笔直地往前走，就会构成由机器模子里浇铸出来的一篇文章，不像是人用手做的一件事了。无人否认，也需要那种中规中矩的文章，但在各地，它看上去完全是多余的。读了那些文章觉得，仿佛“真实”带着与它相关的一长串理由，不知从哪儿突然完整地显身了。见了它，不会觉得，它在人心里也成了人，在那儿有与它同岁的许多同胞兄弟；一个广大的内心世界里，有它一片神奇的游乐地，它从作者的生命中获得了生命。觉得仿佛一个金口玉言的天神说了句“成为那样的文章吧”，它便成了那样的文章，就如同说，让那儿有光明，那儿立刻就亮堂堂的了。于是，我们要为它动脑筋儿，竭尽全力用脑子消化它。它的声音，不能熟练地进入我们各种活跃的想法产生、游戏和生长的内心世界。必须做好充分准备与它见面，小心谨慎地同它对话。我们只能部分地了解它，而不能像家人一样完全了解它。

地图和画的差别很大。地图不能透视，远处、近处都一样，处处不偏不倚。每个部分，经过精确计算，确定正确位置。但一幅画中，许多东西隐藏起来了，不少大的东西变少了，不少小的东西变大了。尽管如此，仍觉得它比地图真实，看一眼，我们的心立刻就认出它来。我们的眼睛看错的东西，当即进行修正，画就不成其为画了，只能成为地图，就得动脑筋儿把它重新调整。但这种局部修正是非常吃力的。在我们整个天性不热情参与、不减轻彼此的责任和不把自己的部分东西分配的地方，我们不能健康成长。比起矿物质，有生命的物质，我们能更快地接受、消化，由于同样的原因，不掺和其他物质的纯正真实，带着坚硬的逻辑性，对我们大部分消化器官来说，是很难消化的。所以，能把人鲜活的一部分与真实融合，会让人喜欢的。

做那种事儿，首先，不可能从头到尾一口气给它一个完整的真实。因为，我们在心里只能获得大部分真实的征兆，我们要把我们的智力送到它的后面，动脑筋，搞搞打打，想方设法树立它的整体形象。不给予它一个合理、完整的形态，我认为，它就成不了一篇像样的文章。为此，要用各种人为的木材和稻草，把它塑造得较为复杂一些。

我读英文报纸和书籍，常常觉得，有人总想把一句话变为一篇文章或一本著作，于是，每日的英语文学中说的废话，实在太多了——寻找真实，是多么艰难！讲的那些话，本来很简单，很简短，却非要把它弄得那么艰涩，那么臃肿！我感到，英语文学的标准越来越高了——没有三卷，就不算是小说，看一眼月刊的一篇篇文章，太可怕了！我觉得报纸《十九世纪》如果没有那么多版数，它的文章就更精致，更值得一读。

我认为，一部小说应有多大篇幅，般吉姆先生的小说称得上是楷模。幸运的是，他没有模仿英国小说家写特大篇幅的小说。他假如也写得那么长，也必定不堪卒读，尤其不能为批评家们所容忍。一部部英语小说中，过多的描述，过多的事件，过多的人物，让我觉得那是文学的一种野蛮。它就像孟加拉地区通宵演唱的贾德拉戏曲。在古代，那是件好事。那时，没有印刷厂和出版社，一部手抄本古籍可用很长时间细细咀嚼。虽说我很喜欢乔治·艾略特[5]的小说，可我总觉得，写得太啰唆了。要是没有那么多人物，那么多事件，没有颠三倒四的那么多话，她那几本书就更精彩了。这让我想起看到波罗蜜的感受：自然女神在一只波罗蜜里面密密麻麻塞进很多核，把一只波罗蜜弄得特大、特重，让一个人的小小的胃实在无法消受，可让人的手累得要命。把一只波罗蜜敲碎，制成二三十个，看上去就顺眼了。乔治·艾略特的一部部长篇小说，就是文学的一只只波罗蜜。看到才华，人当然感到惊讶，但看到美，人才会欣喜。毫无疑问，对于作品的生存期来说，质朴、简明和美是最重要的因素。

竭力扩大真实，给予它一个符合时尚的形式，其实是对真实的贬低，这是无益的。应该这样表达真实：让人立刻知道，这就是我的，是从特定的心灵以特定的方式呈现的。我的喜好，我的厌恶，我的怀疑，我的信任，我的过去，我的当下，与它紧密相连。若能这样，真实看上去就不是一块顽石了。

我觉得，关于文学，这就是我的基本观点。当一个真实脱离作者而出现，把故乡的一切尘土清除干净，戴着假面具，被人认为是无人性的自生的真实时，可以给它科学、哲学和历史等名字。但当它同时又介绍它的故乡，不掩饰自己的人形，表述自己的意愿和人生轨迹，就可把它归入文学。所以，科学和哲学均可融入文学，渐渐消失。它们先是冒出来，笔直地生存数日，之后，越是融入人生，就越成为文学的有机部分，身上就越落下千百个心灵的千百个印记，不必像侨民似的，居住在我们心灵王国。

就这样，当真实获得文学形式时，就完全适合让大众使用。

由于它很容易为大众使用，对民众来说，很多时间，它会失去其特殊光荣。以人生装扮真实之后加以展示，似乎不是件易事。由于可不费劲儿地接受它，似乎创造它却非常容易。

嗯，你不认为我们自觉或不自觉地给予人以最高荣誉吗？我们如果在某种文学中，在得到许多错误观点的同时，获得一个活生生的人，难道不会将其永久保存吗？知识会陈旧，不再受欢迎，但人能永远在身边相伴。真实的人，每日去了又来。我们片面地看待他，忘记他，失去他。然而，我们一生最热衷于做的事情，是掌控人。在文学中，活泼的人幽禁着自己。我们日日可以感受到与他的隐秘关系。生活的欠缺，在文学中得到弥补。与永恒的人相处，我们完美的人性不为人知地形成，我们从而学会了简朴地思考、爱人和工作。文学的这些效果不可目睹，为此，许多人在教育内容中给它一个最差的位子。不过，我坚信，尽管它看上去极为平常，但没有科学和哲学，在文学中也可以塑造人。但没有文学，在科学和哲学中是不可能塑造人的。

我刚才谈的话题，跑到哪儿去了？我刚才所说，尚未就某个特定话题展开全面争论，也没有得出结论。不过由于两人心灵的摩擦，在思绪之河中涌起的形态各异的波涛上，各种色彩的光影可以做游戏，有这些就够了。文学中不总有这样的机遇，大家都忙于全面阐述观点，因此，大部分月刊，可以说是寿终正寝的观点的博物馆。在生意盎然的环境中，各种看法以各种姿态行走的地方，读者获准进入的权利极少。当然，那儿只看到动作、舞蹈和表象，不可能把一样东西拿到手里，反复把玩。但从中获得的一种知识和愉悦，是不容易从其他物品获得的。

泰戈尔

189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