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议纳粹的公开信

亲爱的朋友[3]：

感谢你请我关注1934年4月《以色列先驱报》上发表的题为《文明欠亚洲的债》的您的文章。

在我看来，任何形式的种族仇恨，是偏执的野蛮。某些国家某些人，以某种事业的名义，放纵残暴的贪婪，我不能认可那种事业的价值。在印度，我们努力保护健康成长的民族精神，使之不陷入种族仇恨的危险深渊。当我看到，西方国家，把它们的信念建立在这种野蛮的基础上，精心准备用科学的手段进行屠杀时，我不能不为我的人民感到骄傲。他们是贫穷的，受到压迫，但不愿意采用野蛮的方法去赢得人权。它在亚洲不死的精神之上重建了我的信念。

至于德国的希特勒政权，我们阅读有关它的各种译文。当然，不可否认的是，战胜国强加给德国人的耻辱[4]，激励他们去做许多愚蠢的冒险的事情。尽管如此，我们读到的有关残忍行径，如果是真的，那么，文明的良知就不能允许和他们妥协。对我的朋友爱因斯坦的侮辱，使我大为震惊地质疑我对现代文明的信任。“这是迷醉状态下做的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而不是像德国人这种有天赋的人的清醒选择。”我只能从这样的希望中得到些许安慰。

我一生一直大声反对分裂人群的盲目歧视。我呼吁全球的志同道合者手拉手，肩并肩，齐心协力，在我们每个人中间，实现人类的崇高目标。当下，当这份来自各种竞争中真正伟大一方的持续最久的遗产，遭到高举黑旗的侵略集团或高举红旗的狂热的物质理想主义的攻击时，我再次提高我谦和的声音，提出抗议，提出警告，尽管随着年纪增长，声音是微弱的。在我们极端绝望中维持共识，不让我们以散漫的个人行为去打乱各个高尚教派的步伐，人类已取得长足进步。

泰戈尔

1934年8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