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给阿米亚·贾格拉帕尔迪的信
阿米亚：
装载乐曲的三只船上，我的水手生涯终于结束了。舞蹈演员带着乐器已返回加尔各答。这几个月，我心中萦绕着美妙歌声，非常愉快。这种愉快是纯正的，也是抽象的。近日，我对用文字进行创造产生了怀疑。考察其价值，必须放在流行的各种观念之上，可我尚未找到它的价值标准。
在左右摇摆的状态下，我获得了在人生的第三阶段即林栖期的两个固定居所——歌曲和绘画。在这儿村落的寓所中，没有市场里装满货物的麻袋拖拽的痕迹。关于我的歌曲，争议不断，但并未撼动我的心。一个重要原因，是曲子的完整性，不允许随意割裂。心中创作歌曲的灵感，无从表述。有些歌曲的“高利贷者”，专门检查曲调的纯洁性，评判歌曲的结构，我从不赞赏他们的“博学多才”。在这方面，我把辱没音乐门第的“污点”当作身体的首饰。在艺术的各个门类，我不是正统的婆罗门，尤其在音乐领域。我深知我没有渊博的音乐知识。可我更清楚，通过歌曲可以感知质朴的快乐。在对这种质朴快乐的深切感知方面，陈旧法规的干预丝毫动摇不了我的信念。在这儿，我是固执的，内心的感悟力，造成了我的“狂妄”。由于难以表述，歌曲不可言传的特点，就可守护自己的荣耀，前提是其间确有比人制定的音乐法规更重要的规律。歌曲在心中完全苏醒时，心灵抵达天国乐园。这儿“苏醒”的意思，不是指它处于前所未有的共同创造之中。也许可以看到，它是非常一般的，但对我来说，那时，它的真实性充满纯真的情愫。过了几天，它的强度有所减弱，但对已欣赏的人来说，这无关紧要，只要他不对别人索要一定数量的赏钱。在新的创作欢乐中，我常常忘记过去，就像大树忘记曾催开花朵。所以，当别人忘了我的什么作品时，我也没有察觉。从韵律的源头涌出的形象之泉，沿着无始岁月流淌。当从那源头流出的某条支流，回旋着穿过意念，哪怕只有片刻工夫，凭借神力，也会凝成某种形象。在想象中，可以感触那种神力——仿佛有喝彩声从天堂传到我的凡世——给予我鼓励的天神，原本就是造物主。也许，在那一刻，他们付的钱只是一个硬币，可那是天国的货币。
……在歌曲中，心中浮现一个悠远背景。不管歌曲内容多么邻近，它在乐曲中要乘车前往；我们看到它奔向界限的外面，奔向韵律的另一个世界。在“每日”的抚摸下，它不会蚀损，也不会留下斑痕。
我用维伊鲁比调为剧本《萨玛》写了一首歌，其中一行是：
啊，骄傲的女人，
人生的关键时刻不要无动于衷！
我们在人间多次见过这样的女人，但听了歌曲就明白，她已远离我们多次见到她的地方。痴迷的人心，仿佛坐在这个永世骄傲的女人的脚边，执着地修行。富于歌韵的“距离”，仿佛是她最昂贵的首饰。如果你认为喜欢在远处徜徉的这个歌者，是不真实的，处于陶醉状态，对她不屑一顾；而你如果看到这个骄傲的女人嚼烟末儿，嚼枸酱包，吐红渍，就认为她是真实的，乐意接受她，我就不参与讨论了。在创造领域，她也有一块地盘。但是，她展示占领这块地盘的文件，跑过来取代我天国骄傲的女人，我就对门卫说：“赶走她，我们也无裨益，因为衣襟沾染枸酱包红渍的女人可以获得地盘，不过，反映这种现实的现代维伊鲁比调，在当代著名艺人汤桑手中，还没有创造出来。”它可以出现在语言市场上，但不会在音乐会上出现。在乐曲中创造的永久距离，是凡世的距离，认为它是虚假的，藐视它，我们把“现实”让它掌控，随后去教堂祈求救世主给它们自由。
泰戈尔剧本《吉德拉》
我在歌曲中塑造了萨玛，塑造了吉德拉。剧本内容不纯粹是梦中之物。人物有火一般的苦乐，有优缺点。坚实的真实性不是捏造的。但是，没有把这些写成警察就某个案件写的那种报告——歌曲中挡住了这种报告——这些也不曾越过它四周规定的距离，触及那些不相干的、无由头的、出人意料的或突如其来的东西。然而，世界万物无不挨贴着毫无意义、毫无关系的垃圾。用垃圾的证词，来证明文学的真实——接受这种不合法的规则，我心里是抵触的。至少，在歌曲中，我从不想到这么做。当下在欧洲，“噪音”似乎骑在“乐音”的肩膀上，配合妖鬼跳舞。在我们的文艺晚会上，尚无群魔乱舞的场面。因为，在我们的学校里，没有教授欧洲歌曲。否则，这些年，在孟加拉，一群假妖魔不会忘记捂住自己的耳朵。
总之，现实主义文学的卫士驱赶我时，我的歌曲，是我的逃亡之地。也许这儿的心理学家会说，这就是逃避主义。
祝福你们的泰戈尔
圣蒂尼克坦
1939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