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信南特库帕尔·桑·古卜多

致信南特库帕尔·桑·古卜多[1]

南特库帕尔：

精细目光采撷的况味，不总是为全体民众的。这是文学不可避免的缺憾。对文学的奖励，取决于个人的思辨。和文学的低级法院一样，文学的上诉法院里，审判也不是由科学原理指导的。在这儿，我们的主要支柱，是众多文化人情趣的认可。然而，谁不知道，文化人情趣的多寡，受制到他们的环境。随着时间的推移，世情不断发生变化。文学批评的标准，是一个鲜活的东西。它有时扩大，有时减少，有时瘦弱，有时强壮。文学批评，不得不接受它常变的尺度，除此，没有别的办法。但是，评论家不承认它的增减是短时现象。他们以科学方式摆出岿然不动的姿势。但这种科学是伪科学，不是真科学；是臆造的科学，不是永恒的科学。当一个人或一个教派的人，突然对文学家表达一种看法时，是参照那一时刻的范式，对文学家或褒或贬的。他没有规模很大的法院，即使判了绞刑，依然真心希望，获刑者尚未断气，脖子上的绞索说不定就断了。煞星临头，获刑者有时候走上而有时候不走上黄泉路。连莎士比亚也摆脱不了批评的不恒定性和不确定性。确定商品价格的时候，吵架，争论，或者举五个人的例子，对所定的价格表示支持，这无异于在水上打地基。水是不稳定的，人的趣味是不稳定的，时光也是不稳定的。在这儿，不人为地树立一成不变的模式，以文学本身来制定文学的标尺，就能太平无事。换句话说，法官的判决，如果具有艺术素养，他执行的标准，就可以光荣地保存在文学宝库里。

在阅读文学评论专著的时候，经常或多或少落入读者的眼帘的，是评论者所固守的特殊评判标准。这样的标准，是他与他所在群体的接触过程中，在他所在的阶层的参与下，制定的，融合了他的特殊学养。谁也躲不过周围的影响。不消说，这种标准，不会全部遵从所有时代的模式。法官心里有自己的一杆秤，但他拄着法律之杖伫立着。不幸的是，这样的法律，是在某种教育或某个人的推动下，由某个时代或某个团体制定的。这种法律，不适合所有时代和所有的人。所以，在读者群中，不同时代出现不同的季节。比如，丁尼生季节、吉卜林[2]季节，等等。当然不是一个小团体的内心受到冲击，广大民众就受制于那个季节，后来某一天，又发生季节嬗变。科学真理的剖析中，个人偏向是无人赞同的。在科学界宣扬个人的特殊尺度，被认为是愚昧。可在文学界，这种个人辨析，不会受到任何人的谴责。文苑中，一部作品优秀也罢，平庸也罢，它在大多数地方，投靠合适或不合适的评论者，或他们的教派，宣传自己。目前，对财富寡少的同情，或因财富寡少而骄傲，都打扮成全民的榜样，力图制定评判的标准。这很大程度上，可以成为有模仿外国痕迹的一个季节，不会被有倾向性的人所接受。文苑中，批评者的这种傲慢，坐在三十二个孟加拉印刷字母的宝座上。当然，那些人不完全受界层、团体或某个时期的情感的影响，他们的态度相对来说是不偏不倚的。然而谁说得清楚，他们究竟是哪些人？巫师用被咒语浸淫过的油菜籽驱鬼，油菜籽反而成了鬼的藏身之地[3]。我们自负地认为，自己是以最正确的观点，来判断评论家有何专长的。总之，安全的做法，是不故弄玄虚，把文学批评当作文学本身的一部分。而强调观点绝对正确的那种文学，是不能获得最高价值的。文学的价值，在文学趣味之中。

简单浏览一下评论者的文章，得到的印象是，我似乎至少在一些地方，做过与现代同步前进的一些努力，而那样做，与我的诗歌特性是不合拍的。我想就此谈一谈我的看法。

我记得，在我创作《瞬息集》的时候，不少读者对此感到困惑。假如当时存在现代格调，没有人说“我在这些诗作中，开始身穿现代服装”会感到犹豫。人既往的评判标准，骑在他思辨的肩上。我还记得不久前，一位评论家在他的文章中写道，幽默感是我文库之外的东西。在他看来，这是必然的，因为抒情诗人生来缺少幽默感。尽管如此，他还是提到了我的《独身者协会》和其他的讽刺剧本。不过，他认为，其中的幽默是浮浅的，因为——因为，不用说了。因为，他有他的标准，那种标准是不容争辩的。

我考虑了很长时间，为文学掌舵的责任可以交到谁的手中，换句话说，谁的舵柄在左右两边的波浪中不晃动。有一个人的名字，在我脑海里清晰地浮现。他就是波罗穆特·乔德里。波罗穆特的名字时不时在我心中闪现的原因，是我欠他不少文债。欠文债的能力，是可以自豪地承认的。对长期不欠文债、不承认文债的人，我是不抱敬意的。他引起我关注的，是他绝无私心杂念的高雅情怀。它明亮地显现在他睿智的统筹之中——在他精于谋划的思维高峰上袒露的结论上面，没有偏激的雾气。他内心的悟性，令我惊叹不已。所以，我多次想，他如果成为孟加拉文学的驭手，孟加拉文学就没有那么多垃圾了。他向来心无旁骛，但读者长期对他不表示赞许。糟糕的是，孟加拉人不把某个人拉进一个团体，就不可能认知他。就说我的处境吧，在讨论真实的会议上，我的言论，被戴上许多首饰，叮当作响。这场景人人皆知，对此，我无言以对，深感愧疚。所以，研讨会上，不可能有我的席位。但在波罗穆特·乔德里的文章中，没有丝毫不克制的情绪。鉴于他这些优点，我在心里让他坐在“法官”的位子上。可我明白，已经晚了。危险在于，谁乐意都可坐在预留的位子上。而且有人站在他身后，为他撑伞。

在这儿让我说完最后一句话。有些人在我的作品中未找到中产阶级，大发牢骚，现在是该我对他们做解释的时候了。在孟加拉的恒河冲积平原上，没有一座可炫耀自己历史悠久的建筑。这个邦的“贵族气派”也是如此。我们称之为下层家族的人的基础，并未到达很低的地方。他们在很短时间内昂起了头，之后不久，就同泥土融为一体了。所以，所谓“贵族气派”，是相对而言的。把它片刻之间就破碎的财富送到很高的位子上，是自找烦恼，因为那虚假的高度，不过是时光讽刺的对象而已。由于这个原因，孟加拉邦的贵族，在心性方面，与普通人并无太大区别。确实，对短时敛积的钱财的“清醒认识”，常常怀着抑制不住的骄傲情绪，大张旗鼓地采取把自己和民众分开的措施。这种昂首挺胸的可笑模样，在我们的家族，至少在我们的年月里，是看不到的。所以，我从未在丑剧里扮演大人物的角色。在我心中，如果有与生俱来的特征的话，它既不是极为富裕也不是略为富裕的特征。可以把它放在一个家庭传承的文化中，而这种特异性，也许在别的家庭中，可用家族习见的方式展现出来。事实中，这是非常偶然的。令人吃惊的是，在文学作品中，中产阶层富裕的“傲岸”，突然如疯似癫。不久前，“年轻人”这个单词，也蛇似的昂起了头。近来，在孟加拉文学中，“种姓”之间的暗斗开始了。我访问莫斯科的时候，对契科夫的作品表示赞许，不料碰了个硬钉子。我发现，契科夫的作品中，塞进了门不当户不对的文学联姻方式。所以，他的剧本未能跻身于舞台表演的行列。关于文学，我居然听到有人表达如此虚伪的立场，而如今风向又转了。我曾经一连数月创作以乡村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我坚信，此前孟加拉文学中，没有出现乡村生活的这种系列画面。当时，并不缺少中产阶层的作家。他们几乎全沉湎于对波罗达卜辛格或波罗达帕迪德[4]的冥想之中。我担心，今后有一天我的短篇小说被贴上资产阶级作家的标签，被裁定为非文学作品，从此杳无踪影。现在确定我作品的阶级属性时，这些作品未被提及，仿佛它们已不存在似的。“种姓摩擦”融化在我的血液中，因此，拔掉这些“野草”，恐怕是困难的。

最近一段时间，我尝到了难以忍受的病痛。为此，我如果说：“照看我的几个人，也应把脸抹黑，装出一副病恹恹的样子，对我来说，这才是愉快的。”那么，心里就得担心这是心理变态了。天性中有一种纯洁欢快。我个人生活中发生变故，但世界的馈赠并未因此异化——这是我的幸运。假如硬是炮制一群反对的人，那就得说，应为一贫如洗的人在沙漠中建造一块殖民地，否则，他们心里是不可能满意的。难道在文苑，也要为无产阶级读者建造沙漠中的殖民地吗？

泰戈尔

圣蒂尼克坦

194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