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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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肯特罗纳德：

你在信中说，古代文学中未诞生理论。那时，文学完整地出现，它未一分为二，从中未冒出理论。你举这个例子，是想说，生活的基本理论，与文学没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两者所谓的关系，是偶然出现的。

由此可见，你我之间只有语言方面的争论。我所说的基本理论，你不接受，为此，最后我得祈求原谅，尽管我不遗余力地一次次解释了“基本理论”这个单词。在这封信里，让我再澄清一下吧。

我们不像古代的人那样观察自然和世界。“科学”走来，在整个世界中倒进了一种溶化剂，把万物分解，水和牛奶，奶皮和黄油，分离开来。所以，毫无疑问，关于大千世界，人们心里的想法已有了很大变化。在我们这个时代，完全不可能像吠陀时期的隐士那样面对朝霞，吟唱颂歌。

古代和现代的主要区别在于，古代的民众中间，思想和观点高度一致，它如同玫瑰花蕾中间，所有的花瓣一层层包裹着，只靠一个小小的尖顶，把自己向上托举着。那时所有的生活信念，尚未支离破碎，通过完整的生活，文学像阳光一样纯洁地闪射出来。通过现代破裂的社会和分裂的人性，文学完整的洁净已无从显现，而分解为七种颜色展现出来。为此，古典文学和浪漫文学之间出现差别。古典文学是洁白的，浪漫文学是五彩的。

在印度古人没有裂缝的心田，世界的七种颜色凝聚着，表现为一种牢固洁白的形态。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时的怀疑并不厉害。

“怀疑”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指出各种物品的差别。在远古时代，“相信”的小弟“怀疑”尚未出生。因此那时大千世界尚未归属“相信”和“怀疑”这两大阵营。或许因为“怀疑”仍然幼小，尚未拥有对世上每样东西提出自己要求的年龄和智慧。“相信”是当时的霸王。结果，人与自然没有什么区别。我们不认为朝霞、天空、月亮和太阳属于和我们不同的另一种类。甚至驱动我们前行的各种意愿，本是人性各个部分，也被我们赋予单独的完整人性。现今，我们称这样赋予人性为意象或修辞。但那时这不是修辞。受到“相信”的点金棒点触，一切是活生生的。“相信”不能容忍任何破裂。它以自己的创造力遏制所有差异，填补一切裂缝，不遗余力地维持统一。

许多人说，由于上述原因，古代文学中有极纯的文学成分。换句话说，当时，人们在各地塑造自身，以自己的苦乐、喜爱、厌憎、惊奇和欢乐振奋大千世界。我多次说过，人的自我创造方法，就是文学创作的方法。许多人认为，古时候，这种现象是很多的。那时，一触及人的想象，一样样东西全变成人了。所以文学是很容易成为真文学的。

如今，科学越是使自然和人类分离，自然就越是在我们跟前活跃起来。人的创造力失去了自己古老的权力。人往自然中注入的意念，渐渐回到自己中间。先前，人性无限扩展，天堂人间都有人心的跳动，眼下它渐渐缩小，只局限于人类社会了。

人的自我表现，既存在于古代文学中也存在于现代文学。举古代文学的例子，只能使我的观点愈加明确。

但是，使用“理论”这个单词，给我带来了大麻烦。坐在我们知觉的后面起作用的精神力量，是不能给它“理论”这个名字的——我们已经直接目睹的，才能称它为“理论”——那精神物质，有人部分地知晓，有人一无所知，却按照它的示意，做着生活中所有的事情。那东西是极重的融合物，不像理论中得出的结论那样，可以压缩捆绑得紧紧的。它是与知识、情感和想象交融成的不可分割的融合体。内在的性格、外在的知识和一生的意愿，在我们人生的基石上汇回，形成一种空前的统一，文学是那不可抵达的内宅的文学。我大致上可为那样的“统一”取名为生活的“基本理论”。因为，虽然从作者和文学的角度而言，它不是理论，但在评论家的心目中，它是理论。如同世界上连续发生的事情，是一个自然过程，当科学家看到它的恒定性，就为它起名为“规律”一样。

我所说的融合体只要处于融合状态，人性就不可分解，因此是不会有自我意识的。当那些成分之间出现矛盾，彼此的冲突中，才会产生脱离其他方的独立意识。那时我们就会明白，我的信念是一样东西，客观真实是另外一样东西，而我的想象领域也是独立存在的。我们把大家族般的精神家庭分开时，便认识到每个部分各自的重要性。

然而，它们是一起出生，一起长大成人的，即使分开，也有聚会的场所。文学就是那种欢聚的语言。文学不再有以前那样的忘我，因为，此时的聚会不是永久的聚会，是离别前的聚会。如今，我们单独研讨科学、哲学和历史，之后，到了一定的时候，在文学中间，在精神统一之中，我们获得快乐。以前，文学必然产生，如今，文学必不可少。人性破裂了，为此，急于要在文学中间品尝自己完美的滋味。当下，特别需要文学，文学更受宠爱了。

如今，天地间一般难以接触到完整的人性。我们在社会中部分地展示自己。我们的旅程，超不过在死硬的规则中能走的里程。我们在微笑和琐碎话语中把自己覆盖起来。一到人前，我们不由自主地克制自己，正襟危坐，若不突然受到重大事件的震撼，或者由于全身洋溢着强烈激情而忘怀一切，我们自己不会获得自己的真正标记。在莎士比亚时代，也时常有这种突发事件和强烈激情，在电光下，人的一切，刹那间一目了然。现在文明有序的社会中，突发事件渐渐少了，强烈激情被千百条堤坝包围，像被驯养的熊，藏起自己的尖爪利牙，跳舞取悦于社会——仿佛它是社会的舞女，仿佛它难忍的饥火和抑制的怒火，不在毛茸茸的皮下日夜燃烧。

在文学领域，莎士比亚的戏剧、乔治·艾略特的小说和苏克比特的诗歌中，隐秘的人性获得自由，浮了上来。在它的冲击下，我们的一切立即苏醒，我们完全认识到了我们受阻的、骨折的、尘封的、残缺的人生。

在这种宽广的呈现中，没有低俗。因此，莎士比亚剧本不是低俗的，《罗摩衍那》《摩诃婆罗多》不是低俗的。但婆罗多·昌德拉的作品是低俗的，左拉[4]的作品是低俗的，因为那些作品只有部分呈现。

有必要把这个话题说得再清楚一些。

我们期待在文学中看到所有的人。但不总是能如愿以偿，只能看到所有人的一个代表。可是让谁当他们的代表呢？我们不反对承认某种东西是所有人的，它就是所有人的代表。爱情、悲悯、善良、愤怒、凶狠，是我们的各种心情。它们在某种情况下制控人性，对此我们不会鄙夷，不会憎恨。因为它们的额头上，全有王室标记。它们的脸神采奕奕。人们的或好或坏的千百种事情上，它们全打上王室的印章。人类历史的每一页上，布满它们千百个签字。如果在文苑什么地方把王座送给“贪馋”，谁乐意接受呢？可是人世间“贪吃”难道不是真实？它难道不比我们许多高尚行为更广泛吗？然而，我们断然拒绝它当我们人性的代表，因此，文学中没有它的地位。不过，左拉要是把“贪吃”当作小说题材，并为此争辩说，“贪吃”是世界上一个永久的真实，因此，它为什么不能在文学中得到一席之地呢？我们的回答是：我们在文学中不要这种真实，要人。

还有像“贪吃”这样的许多生理行为。它们不是“王族”的刹帝利，而是首陀罗，是奴隶。它们在薄弱地区常常篡夺王位，但在人类历史上从未获得长久的光荣——社会中它们最终进化为法国食品和法国小说。

“完美”假如不是文学的生命，我们在左拉的小说中就看不到什么欠缺。它的证据是，科学中没有低俗。它零星地展示零碎的东西。而当文学呈现人性的某一部分时，总把它当作一个庞大整体的代表树立起来。为此，它被选为我们心灵之村的德高望重的村长。

我不知道上述言论与我们讨论的内容是否一致。不过，我要说的是，之所以说得这么多，是想把话题说得更清楚一些。

总之，我认为，文学就是谈人。

莎士比亚和古代诗人能看清人，能毫不费力地展示他们的形象。如今我们在半清醒的状态下，进入自己的内心，看见的是隐秘的人。完全清醒了哩，受制于老习惯，躲藏起来。因此，当下的作品中，常常在作者的特性中，看见人性。或者，用想象力把一些零散的表象联结起来，进行塑造。心灵王国也是极其复杂的，道路极为神秘。英语中所谓的Inspiration（灵感），是一种痴迷状态，作家在一种半醒的力量的影响下，很大程度上脱离人为世界的控制，进入人性之王的朝廷所在的地方，走到心灵的王座的前面。

不管是以自己的苦乐还是以别人的苦乐，不管是叙述性格还是塑造人品，都必须表现人。其他全是辅助手段。

叙述性格也是辅助手段。因为，性格究竟如何，文学不会为此伤脑筋，但性格在人的心中和人的苦乐的周围，怎样显现，这是由文学来展示的。甚至，除了语言，做不成任何事情。画家以颜料作画，颜料中不掺和人的生活。但诗人用语言描述，他的每一个词，在我们的心声中得到滋养。“剔除融进其中的生活，使语言成为僵硬的成分，单纯的描写就可成为诗”，这是绝对不能被接受的。

展示美也不是文学的目的，只是一种手段。哈姆雷特的形象，不是美的形象，是人的形象。奥赛罗的烦躁是不美的，是心情的外露。

但必须说明一下，美凭什么特质在文学中获得地位。人心与自然美景时时交融。其中，人心多于自然景物。因此，人在自然美中感受到自己。我越是领略自然美，在自然中间，我的心扩展得越广。

然而，自然美并非诗人描写的唯一内容。自然的凶悍，自然的残酷，也是值得描写的。可那也是我们心灵的东西，不是自然的东西。凡是不美的，不安分的，不凶悍的，不神圣的，其间没有人的特性的，或者因习惯和其他原因，与人没有密切关系的，对它们的描写，不可能在文学中获得席位。

我觉得，我的第一封信中，我强调表现作家自我，这似乎被理解成了它就是文学的基本目标。你丝毫不能原谅我当初细小的过错。之后，不管我说什么，那过错也不能从你的心中消失。如同亚当因第一次的罪过，只得带着他繁殖的子孙离开天堂，你抓住我第一个过错，逼迫我带着我的一切信念和论据离弃我的立场。

我本应该说，并非表现作者自我，表现人性，才是文学的宗旨（我心里至少有这个想法），它有时是通过自我，有时是通过他人；有时以自己的名字，有时以别的名字，但都有人性的形式。作家不过是媒介，而人才是文学的目的。我当初的信中如果没有说明这样的观点，你尽可认定，那是疏忽所致。唉，首先谈理论，接着加上像我这样的一个阐释者。这教人想起以前听说的一件事：有一个哑巴，偏偏让黄蜂蜇了一下——他本来除了哼哼什么都不会，被蜇痛了，哼哼就更厉害了。

我这样讲述，仿佛是在追猎心灵之鹿。我在一只动物后面奔跑，不停地变换位置，有时在山顶上，有时山洞里。因此，我所有的论述中，尽管目标一致，走的路却也许不同。但你若对此表示原谅，做我的同伴，在我的旁边奔跑，我那只鹿即使不落网，你至少是可以看见的。换言之，我的要求是，我对你解释出了错，你自己纠正就是了。我如果不能带你去捕鱼，把鱼塘交给你，你只管自己撒网。能否捞到几条，我就无法预言了——这究竟是你的命运，还是我的命运所致，随你怎么说都行。

然而，我对你不满的是，你拽着我“心里话”的辫子，把我的心里话全拽了出来，但把你的心里话遮得严严实实。我仿佛同一柄活的大刀搏斗，我被人捅了好几下，却不能回手捅别人一下。我一次次昂首挺胸地站着，一次次给你打击的机会。这能说是公平较量吗？

我是婆罗门，搏斗的热情不会给我快乐。说实话，我如知道有这种局面，会保持沉默。我说过，文学的目的，是塑造完整的人。你以为如何？

我听说你正前往加尔各答，我也要去那儿。看来，争论有可能告一段落。但在大多数情况下，终结就像服奎宁阻挡发烧一样，不是一下子痊愈，就是继续呻吟。过了几天，又看到全身瑟瑟发抖了。

泰戈尔

1892年